近30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其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

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上世纪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土耳其提出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建议。特别是1999年12月欧盟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更刺激了私有化改革的力度。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出售国家资产所得）由此大幅增加。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总共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改革土耳其带来不少短期利益：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l7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的偏执信仰。然而，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刻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

【“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推动私有化的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一场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就一般情况看，l974-1991年期间，官方统计的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之后，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广大民收入却停滞不前。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有的统计数字高达22%）。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无限，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

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大幅消减国有企业，使国家制造业技术进步缓慢，长期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私人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

【“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则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后，境外资本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创造了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已高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且产业层次较低，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经济便会出现巨大波动。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的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欧盟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而后者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却附加条件，那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这就使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负债增加—卖国有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更加脆弱。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据报道，土耳其政府某高级领导人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由其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私有化过程就是贫富分化和腐败加剧的过程。

【“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被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

政府企业在转为私人企业的过程中，公共服务目标让位给资本盈利目标。

【“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

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l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9年为350万，平均每10年增加100万。l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l0%，2009年为l4%，但到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l0%。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自由化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

私有化政策必然挤压和牺牲劳工利益。土耳其政府的家长制特点和右翼政策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不仅越来越多的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其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否则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以反恐名义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执政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严厉打压。据美联社报道，过去10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多年来，土政府一贯压制工会组织，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两极分化。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社会动荡。2013年5月底以来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政府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

教训与启示

第一，新自由主义是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虽然赢得了暂时的经济增长，但是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经济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

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l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很多媒体不加批判地接受了“GDP崇拜”，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

【“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

第二，摒弃私有化道路、壮大国有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潮流。自2008年9月起，美国政府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2008年10月，英国政府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2009年2月，德国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既取得了瞩目成绩，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幸运的是，中国未像土耳其和拉美国家那样，彻底陷入依附性处境，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完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作用，使实现“中国梦”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察网摘自《经济导刊》201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