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进藏那年，西藏只有3公里的公路，是从布达拉宫到罗布林卡，一辆英国人送的轿车，供佛爷往来于两处“试驾”之用。

　　1951年18军进军西藏，是一路修着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进去的，康藏公路是连通内地与西藏的生命线。但是这条公路，大雪封山道路即告中断，每年只有几个月的通车时间，而且康藏线沿途的地质灾害太多，泥石流、雪崩频发，靠一条公路线无法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供应。

　　1953年拉萨驻军粮食奇缺，康藏公路中断，只好从青海组织了一万七千峰骆驼，历尽艰辛把155万斤粮食运了进去，但往返一次需要半年，且人员伤亡严重，牲畜损失惊人。当年康藏方向主要靠牦牛运输，青藏方向的驮运主力则是骆驼，一踏上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以耐力持久和驮载量大著称的骆驼，就遇到了厄运，高原空气稀薄，有草的地方，草长的都很短，不及一寸，骆驼习惯吃高草，总吃不上料纷纷饿毙，黄河源一带还有一种醉马草，牛马吃了如醉似癫，骆驼吃了直接倒毙，一路下来，仅骆驼就倒下了7000多峰，新疆方向给进藏先遣连运给养的骆驼伤亡更大，而当时全国的骆驼不过20万峰左右，主要在内蒙和新疆，这样的消耗，几年就要把骆驼用绝迹了。

　　踏勘、修建青藏公路迫在眉睫，再艰难也必须修这条路，当时形容康藏公路就像人的五指，青藏公路则像人的手背，康藏线要穿越横断山脉，高山河谷密布，而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面相对高差较小，山势起伏平缓，全年通车时间也有占优势的一面。当年，带头探路的就是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慕生忠是陕北红军出身，身上战伤27处，55年授衔少将，1951年任青海独立支队政委，曾与支队长范明一起，率队从青海出发，和18军在拉萨会师。

　　面对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慕生忠向彭总郑重请战，他以自己的亲眼所见，历数修建青藏公路的可行性，从朝鲜归国不久的彭总，深知这条路对西藏意味着什么，报请中央批准后，大笔一挥，在有限的经费上对老部下网开一面，再经慕生忠多方求援、筹措，1954年5月，青藏公路正式破土动工，这时慕生忠的手里，只有24个干部，西北军区的10名工兵，1300名驼工，1个连经纬仪都没有的独眼工程师，一辆吉普车，10辆卡车，加上慕生忠自己，总共才1336人。

　　慕生忠身上不离酒瓶子，脾气暴躁，动辄举起手里的马鞭子打人，可是偏偏所有人都服他。慕生忠办事极有胆识和魄力，他不懂修路，但他懂人，懂大自然的法则。

　　他招来的，都是别人看着不起眼，但对修路真正有大用的人才，工程师邓郁清是公路专家，马步芳统治时期主持青海修路，一只眼睛被碎石崩了，对青海一带的地质情况非常有研究。修到危险路段，架好的桥要试车，慕生忠把邓郁清从车上推下去自己坐上，说我这样的土八路多的是，死了上级还会派一个来，但这里不能没有你。带队的干部里不少是起义投诚人员，都是他点名要来的，皆有可用之处。修路的主力是驼工，开始都不愿意干，拉完骆驼就想回家，慕生忠还就有本事把这些人都留了下来，筑路工具就是锹、镐、锤、钎四大件，十八磅的大铁锤一次抡八十下，慕生忠自己先来。他豪爽大气又实事求是，不搞竞赛，不搞会战，生活上对驼工尤其细心，青藏线竣工后，这批驼工把家都搬来了，就在青藏公路沿线过日子。

　　凭着多次从青海进藏的经验，他慧眼独具，三江源一处河流是否会在冰融期淹没道路没把握，他折棵树看年轮，准确判断历年水位的位置，他还派人从兰新铁路线上的敦煌修一条路到格尔木，这条路比从兰州过来要近一半路程，中间必须穿越柴达木的盐湖，当时的教科书上规定土质含盐7%就不能修路，慕生忠不信教条，说7%不行，70%行不行?谁也没试过，怎么轻易下结论?他派一个叫齐天然的负责修这条线，齐天然也是胆子大，脾气爆，但能力相当强，临走前两人各喝了一瓶酒，他说你要敢干，我支持你，这条路也是你的人生路，齐天然是原国民党军投诚人员，能听懂这句话的含义，当即立下军令状。慕生忠把公路修到拉萨，齐天然不负重托，把这条重要支线也修到了格尔木，其中一段就是独创的察尔罕万丈盐桥。以后在柴达木的的机场和铁路都建在盐湖上，知识分子们说，慕生忠将军懂辩证法。

　　青藏线上的地名，很多都是慕生忠亲自起的，像格尔木、不冻泉，五道梁、沱沱河等等，那时的格尔木是一片荒原，墓生忠对后队说：跟着我走，我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他在铁锨把上刻着五个大字：慕生忠之墓。他叮嘱部下，在这条青藏线上，我死在哪里，就把自己葬在哪里。

　　路终于修过了唐古拉山，下到黑河(那曲)，1951年独立支队进藏路过这里，当时黑河还没解放，政委慕生忠派一个叫卫志一的干部在前开路，卫志一参加红军前是关中刀客出身，胆量超群，他让战士在山上多扎帐篷，点火造饭，把动静弄得的大大的，然后在前腰带插了三把枪，一个人下山走到藏军和英国领事面前，看都不看英国人一眼，对藏军代本就一句话：“解放军已经包围了这里，我不希望同胞之间用武器说话!”藏军列队出迎，支队穿街而过，慕生忠手下尽是这样的硬茬子。

　　要经可可西里、唐古拉山这样的生命禁区开出一条天路并守护好，没有慕生忠这种狠劲真不行。青藏线在当时虽然和川藏线都是沙土路，但意义重大，西藏和内地之间终于有了两条路，驻藏部队的供给难题得到根本性扭转，之后，进藏物资的绝大部分都经青藏线运入，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只用了7个月零4天，堪称公路史上的奇迹，慕生忠厥功至伟。

　　青藏线修路艰难，公路两侧曾经发生过长期的激烈战斗。

　　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后，青藏公路两侧是平叛重点区域，随着叛匪大量涌入，从甘南调来的步兵11师和朝鲜战场刚回国的54军134师，沿青藏公路开进并投入战斗，蒙骑13、14团、军区骑兵2团等骑兵主力集中用于这个方向，也是轰炸航空兵进行空地协同的重点空域，平叛部队在纳木错、麦地卡、2号地区(青藏交界唐古拉山)组织了几次战役，以确保公路线的安全。

　　叛匪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甘青南一带窜至这一地区的安多叛匪，他们机动性强，战术灵活，极力引诱解放军进入无人区，因和11师交过手，与解放军作战有一定的经验，得到美国空投武器支援后，敢于构筑工事与解放军对抗。平叛步兵当时只能携带数日份的干粮，步枪手携弹100发，战斗打的相当艰苦，许多著名的平叛战斗英雄都出在这个区域，如54军的副排长胡汉钊，枪法非常准确，连续毙敌多名，肉搏中被叛匪投石击中头部牺牲;藏族班长赤来，身负重伤仍用冲锋枪封住洞口，喊话招降了十几名叛匪;还有11师的机枪手田都来，在全班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毫不畏惧迎刃而上，与七八名叛匪肉搏，左躲右闪顽强周旋，以枪托击倒多个叛匪，被援兵救起时身被12处刀伤，被砍成了血人，部队一直保留着以他名字命名的建制班。

　　慕生忠当过西藏的后勤部长，59年平叛时，他惦念着跟他修路的这些老部下和护路工人，向军区要了一大批枪，仅轻机枪就200挺，养路工每10个人就有一挺，穆政委告诉大家：咱们有匪就打，无匪养路。平叛时公路道班人人带枪，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西藏平叛时，叛乱分子虽然裹挟了不少群众，但渴望翻身的农奴也在不断觉醒，18军的王贵老人有一个藏族朋友，叫大罗布，娶了个农奴老婆，夫妻二人一贫如洗，住在石头底下，解放军来了以后，大罗布参加了工作，住上了房子，大罗布说，以前我们睡在石头下面，是牲畜，现在我们也算是人了。当时在陕西咸阳有一个西藏民族学院，招收的都是农奴的后代，大罗布是积极分子，被保送去学习，但头人不许他走，因为大罗布欠头人100多块大洋，那时西藏的民主改革还未开始，还是农奴制社会，大罗布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就向王贵求助，王贵拿出自己的工资积蓄，帮他还给头人，让大罗布如愿地入了学。全面平叛开始后，咸阳学院的3000藏族学员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回家参加民主改革，其中表现好的500名学员直接参了军，这是当年平叛部队中藏族战士的一个重要来源。大罗布参军到了11师，他身高体壮，待人真诚，行军互助时，一个人扛两挺机枪，两副背包，仍然健步如飞。在2号地区打到尾声，攻击叛匪的核心阵地时，连队被机枪火力压的冲不上去，大罗布一看叛匪阵地后面有块两层楼高的悬崖，他向连长建议，绕到上面去打，连长就让他带两个战士迂回过去，他们爬到悬崖上，战士举枪就要打，大罗布不让，说这样会惊动了叛匪，他自己突然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正好骑在叛匪的身上，拽过机枪就扔到山下去了，旁边一个大胖子狠狠地揪住他，两个人摔打在一起，叛匪火力出现间歇，连队一下就冲上来了，大胖子还是个叛匪头目，这场战斗，大罗布立了二等功。

　　王贵和大罗布是至交好友，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大罗布的孩子经常到北京来探望。多少年后，大罗布的孩子经常念叨：可不能忘啊，解放军不来，我们现在仍然是农奴。

　　当年，就是靠川藏和青藏这两条砂土路面的公路，所有作战物资要经2000多公里的距离前送。西藏平叛时，美国曾判断，山高路险，补给困难，解放军打不了仗，要打也是打败仗。实际上，解放军入藏平叛的就是11师，130师，134师，加上驻藏的原18军几个团，总共不到5万人，经过3年多时间艰苦战斗，胜利平叛。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慕生忠那1336人修建的青藏公路。平叛期间，解放军确保了青藏公路的畅通，运输车辆满负荷运转，有力地保障了平叛部队的后勤供给，顺便说一句后来参加对印反击战的基本也是这些部队。青藏线自驾游，有不夜宿五道梁等地的说法，因为经常堵车招致驴友们不满。实际上，当年堵车要厉害得多，有的军车一堵就是几个星期，五道梁、不冻泉、唐古拉山口这些高寒缺氧站口，汽车兵们只能堵在哪里就睡在哪里，叛匪出现摸枪就干，一路上要经历无数的战斗。

　　现在，青藏公路每到旅游旺季车排长龙，游人如织，后人在享受她的壮美畅达之时，首先应当缅怀这条军功路上的奉献者，供神拜山之前，先凭吊一下修筑青藏、川藏的“两路精神”，那是解放军创造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