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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座文学高峰的仰望
——纪念著名文学家魏巍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陈先义

今年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文学家魏巍同志诞辰100周年。5月20日，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纪念魏巍同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隆重举行。

逄先知同志

来自首都的25位专家学者及魏巍同志的亲属代表出席会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讲话，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忽培元、解放军报文艺部原主任陈先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列文论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忠、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陈飞龙、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文学评论杂志原副主编曾镇南、北京市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胡澄、魏巍同志之子魏猛作重点发言。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贺敬之、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郑伯农、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石祥提交书面发言。

李准同志

与会专家认为，魏巍同志首先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次才是著名的优秀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深厚的审美内容，而且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义的立场。魏巍及其作品，不仅在当代文学领域，而且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对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而且对一切进步人类精神品格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魏巍同志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人民文学家、促进人类向上美化诸行动的文学家。魏巍及其作品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也属于未来。

丁振海同志

与会专家指出，魏巍同志是真正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内化为个人精神形式的伟大文学家，是忠实的毕其一生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优秀战士。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文艺方针，始终指引着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特别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深切感受人民的愿望，为人民代言，文艺家才能形成伟大的心灵，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茁壮成长，文艺之树才能长青。习近平同志还特别指出，文艺对待人民的态度，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界限，对待人民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其他文艺观的分水岭。与会专家结合回顾魏巍的创作实践，重温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论述，认为魏巍同志始终是一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典范，始终是一个坚持深入生活的典范。他说过，一个军人作家，就应该到战壕里写作，到一线阵地写作，到士兵中去生活，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写出我们的士兵，就不可能写出沸腾的部队生活，就不能真正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服务的。因此，他在上甘岭的战壕里，在爬冰卧雪的战场，写出了伟大的文学经典《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由共产党的主席批准将一篇文章发行全军的事情，魏巍同志是第一位。他的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以及他在战争年代写下的大量著作，都一再表明他从硝烟中走来，他从士兵中走来，他离战士最近，他离生活最近。他是一位真正的为人民为祖国写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一位新时代的作家，如何贯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我们从魏巍那里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忽培元同志

与会专家在回顾魏巍同志的创作实践时认为，魏巍是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从事文学创作长达70年，创作领域横跨诗歌、散文、杂文、传记、小说、歌剧剧本和电影文学剧本。《魏巍文集》十卷，可谓煌煌巨著。他于1942年创作的《黎明风景》，获得晋察冀文联颁发的鲁迅文学奖；他于197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获得中国作协首届茅盾文学奖。魏巍同志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他早年家贫，只读过免费小学和乡村简易师范，17岁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毕业于延安军政大学，长期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中战斗、学习、工作和写作。他创作的题材是红色的，讴歌人物是红色的，弘扬的文化精神也是红色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三赴前线采访，在战火中创作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当时中国自强精神的时代最强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告别革命论”风靡一时之际，他的长篇小说“中国革命战争三部曲”，又高高举起弘扬革命传统的旗帜。魏巍之所以能够70年如一日坚持弘扬红色文化，其根本动力是他作为共产党人能够做到不忘初心。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根本宗旨究竟是什么，说法很多。李准发言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有句话说得很纯粹：“他们（按：指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人民首先是基层劳动者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基层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真正地当家作主，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正因为魏巍始终不忘以维护基层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唯一宗旨，从不以个人的荣辱沉浮为转移，才能保持其创作颜色的纯粹。

陈先义同志

与会专家还特别谈到，魏巍同志还是在战争状态下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的光辉范例。相比之下，今天被热炒的什么《方方日记》之类，只能是粪土而已。魏巍同志热爱生活，最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四行日记》中，其中包括赴朝日记（两次）、赴越日记、长征路寻访日记、石油战线巡礼日记。他说，生活是文学的富矿，生活中有黄金，那种道听途说，或者从书本到书本的写作，永远都是对文学的亵渎，永远写不出富于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我们读他的这些作品，总能感觉到极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可是在当下，今天我们纪念魏巍的时候，一场关于《方方日记》的争论在大众中进行得非常激烈。这场理论辩驳最终演化为捍卫国家荣誉、反对出卖国家利益的百姓自发的舆论战。就是这样一部日记，何以引发社会如此剧烈的反弹，就是因为作者完全违背了到第一线采访写作的根本原则，这与魏巍《四行日记》的写作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李正忠同志

陈飞龙同志

作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就能脱离地球，总是要在一定的阶级、阶层、群体中讨生活，因而也必须服务于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群体。当年朱德总司令对几个不同意歌颂八路军、不同意歌颂共产党的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言时，几乎用发怒的口语质问：“不写八路军、不写共产党，要你们文艺干什么？”紧接着，毛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就朱老总这个质问发表了一段“歌颂与暴露”关系的著名讲话。如果套用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话说今天的问题，就应当是：如果不写当下的全民抗疫，不写党领导的这次重大行动，你专写黑暗、恐怖，人民还用优厚待遇养你们干什么？在全民抗疫这样一个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重要时刻，能否以大局为重，国家利益为重，去为全民抗灾鼓劲加油，就不是一般的宣传意义，而是对每一个公民的国家观念的检阅。相反，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乎战争的背景下，有些作家、教授，不是用自己手中之笔支持国家的抗灾大事，而是在那儿拼命传播恐怖、扩张恐惧、制造谣言，甚至大写死亡，写火葬场，写遇难者心碎的哭喊。一些获得过这奖那奖的人，在那儿端着个作家的臭架子，以智者的冷漠，干着与国家要求极不相符的勾当，写一些不仅丝毫不能给人民鼓劲而是完全阴阳怪气的坏东西。更让人民无比愤怒的是，这样极其荒唐的打着关注民生幌子的作品，竟然可以公开地见之于各类媒体，甚至包括主流媒体。这也正是多年来我们对于这一领域失于管理的必然恶果，多年来主流话语缺席的恶果。正如广大网友直接质问的：大灾面前，那些拿大奖的作家明星们都怎么不见了？他们都去哪儿了？有一篇文章有根据地说，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大牌明星揣着从人民手里骗来的钱，都到国外躲难去了。我们的善良的百姓们，经过这场战疫，再也不要盲目地认为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什么人。这是些什么人？根本与人民关切毫不相干的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贵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倡学习魏巍，学习魏巍同志坚决听党的话，坚持为人民写作的创作精神，显得多么重要而又迫切啊！

董学文同志

曾镇南同志

与会专家在研讨中，高度评价魏巍同志的无产阶级政治品格。大家认为，对中国作家来说，魏巍同志是一座令后来者仰望的高山。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往往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魏巍正是这样一位被称为民族脊梁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这样评价鲁迅：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高度评价鲁迅的斗争精神，他说：鲁迅“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与会专家认为，今天我们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评价魏巍，他称得上一个“民族脊梁”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用毛泽东同志评价鲁迅的话来评价魏巍，他是一个骨头最硬的战士，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不管是黑云压城还是寒流滚滚，他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始终不改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不忘共产主义战士的使命，真是“既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不少共产党人所缺少的。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可谓寄意深远。可以无愧地说，魏巍同志就是发扬斗争精神的典范。

胡澄同志

魏欣同志（魏巍同志之女）

结合回忆与魏巍同志交往，阐发魏巍同志的精神和贡献，是这次研讨会的一大特色。文艺理论家丁振海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魏巍同志赠我一幅书法作品，题曰‘读书应满三千卷，人品当为第一流’。这幅作品成为我为人处事的座右铭，也是我家的传家宝。”作家忽培元深情回忆了魏巍同志在病榻上为大庆文化艺术中心题写名称的感人情景。他说：“魏老虽已病情沉重，但是仍然心系大庆、心系石油工人。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魏巍依然活着。他是没有受到表彰的时代楷模，是纪念碑树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民族脊梁，是传神地接过鲁迅先生手中的民族精神之火又努力传递给广大青年的民族火炬手。”文艺理论家陈飞龙在回忆魏巍同志支持创办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的往事时，不禁声泪俱下。他说，“魏老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响当当的红色文学家。他本可以在晚年享受离休高干的待遇，过那种颐养天年的安逸生活，可他用生命最后的光和亮烛照后人，辉耀文坛。魏老的谆谆教导将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我的心里永远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魏猛同志

王本周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