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政变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存在一个准确的时间能够被确定一次民主的破裂最终的制造者。任何政变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创造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保障它的有效性“框架”是根本性的。对要推翻的目标的合法性的磨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担保有一个场地，然后试图将罢免的行动说成是“民主的行动”。
由于政变的过程多方面的性质，我们从来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唯一的责任者。总是存在许多个角色参加这场“任务”，从刚接近政变后总统职务的人到那个开始用虚假的新闻进行消耗运动的人。
在玻利维亚反对民主的政变的目标是抛弃作为总统的埃沃·莫拉莱斯，也有许多参与者，每个人有他合适的条件；一些人作为合作者，另外一些人成为同谋；有更加消极的或更加积极的；某些人从一开始就制定计划，另外一些人随着事件的逐步发展逐步加入。
这里简要但是准确地讲述谁是玻利维亚政变有名有姓的所有责任者：
1，公民委员会的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圣克鲁斯的公民委员会。这个政治运动是是暴力的和种族主义的，这不是新的运动，而是从埃沃·莫拉莱斯执政初期就有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受一名印第安人和农民的代表成为拥有民众的指令来治理国家，他们多次企图这样做，拥有很多不同的代表。这次轮到路易斯·费尔南多·卡马乔，他没有参加选举，没有任何人给他投票，但是他认定暴力和恐怖是达到推翻埃沃·莫拉莱斯、结束法制国家和国家的宪法秩序的目标的武器。
2，参加选举的政党的反对派。从根本上说，卡洛斯·梅萨是埃沃·莫拉莱斯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最近的选举中他被打败了。在这次整个政变的过程中他不承认选举的结果。他在选举之前很早就宣布存在舞弊。在选举的当天投票统计还没有结束，他就出面宣布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在选举之后，面对公民委员会实施的暴力他经常保持一种沉默和同谋的立场，建议新的政变政治的中心不要求刹车。
3，现在的美洲国家组织秘书处。每一次它总是出现在一个反民主的不稳定的进程中。这次以直接的方式去做，参加选举的进程。首先用一个选举代表团初步的没有任何基础的报告宣布，“一次第二轮的选举是可以推荐的”。其次靠一个审计的初步报告充满虚弱、分离的和没力量的内容，大部分集中在批评传输的临时系统（没有约束力）。在分析官方的记录时，在总数34555份记录中只有78份表明有不正常情况，只占总数的0.22%。事实上，用它自己在报告中的说法，所选择的记录不是根据统计的准则，而是选择官方的政党得到很多票的记录。报告充斥自由决定的评价语调的形容词和副词（如“行为异常”、“可能有的”），这表明它对公正和严苛并不精通。
4，美国政府。另一个在每次政变之后从来不缺席的角色再次出现，美国急忙承认新的自我宣布的“总统”。尽管这次从今年初美国国务院不同的当局--比如金伯莉·布莱尔--已经宣布玻利维亚的选举进程充满不正常的情况，甚至使用“可能舞弊”这种词；此外，它不只一次提出应当研究不承认选举活动推断出来的结果。
5，警察。这是他们第二次这样做。在2008年警察发起叛乱，不承认埃沃·莫拉莱斯总统，造成公民的不安全和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在那个时候它没有成气候。但是，现在在一个由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街头造成的更大的混乱和恐怖状态中警察重复这样做。在政变的最后阶段警察是一个关键角色。
6，武装部队。这肯定是描述这场政变时最困难的角色。它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行动：直到最后的时刻面对严重的形势没有表态。首先当一切开始到了局限的时候，它发布一个简单的公报，但是最后一段非常模棱两可。然后在非常紧张的时刻之一仍保持沉默，直到最后出面要求埃沃·莫拉莱斯总统辞职。很可能在军队内部曾存在分歧，现在还存在。武装部队有过失调的几个小时，不想利用存在的权力机构的真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接受控制国家的缰绳。但是这也不能免除它的责任，因为它与政变的海啸相连接。从现在起我们将会看到会发生什么，因为关于它在未来几天或几个星期的作用的路程还没有关闭。直到现在，自我宣布的“总统”已经改换了武装部队的司令，这就是说明她不信任原来的司令，也不信任上升的其他中层指挥官。
7，某些媒体 。在每次政变中从来不缺媒体。在政变之前、期间和之后对于建设框架它都是关键。在玻利维亚在这项任务中主要的责任者之一是《7页》。为了表明它制造最高水平的惶恐采用什么方式，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从选举的夜晚到48小时以后，在它的门户网站上主要的内容是一个私人调查机构“科学道路”的结果，埃沃·莫拉莱斯只领先对手4个百分点（官方公布两人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以便设定“选举舞弊”的思想，尽管官方初步的和最后的计票结果已经公布。这个媒体历来在选举前后是舞弊框架最大的讲述者，从一开始就确定不承认选举的结果，迅速出来担保传播是不民主的。此外存在其他卷入的角色。我们不能排除“记者”卡洛斯·瓦尔维德的角色，他在先前2016年的公民投票中就是肮脏运动的负责人，基础是“萨帕塔事件”，旨在损害埃沃·莫拉莱斯的形象。
8，经济的角色。这个国家的大企业家们在经济繁荣的长周期里发了大财。因此这次这场政变在他们反对玻利维亚的经济模式的立场中的根源不是那么清楚。这次政变最后中心的解释的轴心在于种族主义，有一个玻利维亚的阶级不接受印第安人的的东西，而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本质。但是，这个国家的大型经济集团也没有远离这个蔑视所有与印第安人的东西有关的一切的份额。因此这个国家的多数大企业家在接受印第安人的领导保障一项稳定的经济计划，为他们获取高额利润或是参加这场政变支持那些只知道在街头显示暴力的领导人之间的态度肯定是可疑的。
9，历来的机会主义者。不缺乏轮值的傀儡，他总是要作为总统的照片，尽管是在自我宣布的条件下。这次这种角色如同巴西瓜伊多的事情一样，来自贝尼省的反对派阿涅斯（参议院第二副议长、民主联盟党负责人）在获得参议员席位的选举中获得不到5万张选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事情是尽管她自我宣布是“总统”，其他人重复这种事情，但是将永远不会是这个国家的总统。
【作者：阿尔弗雷多·塞拉诺·曼西利亚是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1月16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原标题《在玻利维亚谁是发动这次政变的责任者？》】
胡安·卡布列尔·托卡特里安 魏文编译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星期日被政变推翻确认军人的问题已经回到拉丁美洲，目的是为了留下来，可能要巩固自己。我是在狭义上理解军人的问题：向受到威胁的中心派出军人，士兵使用武力，比如由武装力量对平民和民主控制的地方。武装力量参与公共秩序的事务，它对于保持和保卫一个特定的政府的优势，军人参加一个国家选举的生活，参与违反人权，将一些现象比如毒品的交易和移民军事化，采用政变主义的手段，这些成为我所说的军人的问题的具体表现。这种形势主要是由于国内的原因造成的，在拉丁美洲在某些方面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政策相联系（受到启发、鼓励和协调）。
快速观察2019年的情况，揭示出军人问题复辟的展开和范围。在中美洲不论政府的方针是什么，哥斯达黎加除外，在国内安全、反对贩毒的斗争和保护受到批驳的政府等领域，以及在打击毒品的斗争中和为了阻止移民流向美国，军人都是关键的角色。美国南方司令部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在墨西哥建立国民卫队是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这不意味着将“反对毒品的战争”军事化。在哥伦比亚，政府在履行与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达成的和平协议方面进展非常缓慢，在与民族解放军的对话因为游击队的行动而失败时出现了回到武装斗争的不同政见，这再次加强了武装部队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在委内瑞拉尼科拉斯·马杜罗政府的主枝柱是军人。在上述三个国家，因为影响（墨西哥）、支持（哥伦比亚）和威胁（委内瑞拉）华盛顿的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厄瓜多尔政府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框架内采取了严厉的调整措施，面对大规模的动员，颁布宵禁的法令。在莫雷诺总统的照片上有4名武装力量和安全部队的代表支持，他从首都基多转移到了瓜亚基尔，这表明军人支持一个不得民心的政府的作用。
在智利皮涅拉总统提高地铁票价引发了一场社会爆炸，至今没有停止。官方的及时回答是颁布紧急状态的法令，采取不可调和的“强硬手腕”。
在巴西总统选举胜利的搭档是前军人，同时一些当选的议员是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退役的军人。为了确定巴西的军人如此接近美国必须回到60年代。比如一名巴西的军人成为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互操作性的副司令。批准了一项双边协议以便从阿尔卡塔拉基地发射卫星、火箭和飞船。巴西与美国纽约的国民卫队签署了一项协议。最近特朗普总统指定巴西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特别盟国。在乌拉圭衣将军古伊多·马尼尼在10月的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3名参议员和11名众议员的席位。
在玻利维亚星期日发生了我曾经说过的“新政变主义”的事情。常规的政变是非法篡夺权力，由一个军人领导的团体用暴力突然夺取权力，得到某些社会阶层的支持。“新政变 主义”更公开地由文人领头，得到武装部队沉默的（消极的）支持或明确的同谋（积极的），试图以更少假装的方式违反国家的宪法，试图保留起码机构框架，并不总是积极让一个大国（比如美国）卷入，更多的是渴望解决一场政治危机，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军人的问题总的来说正在回到拉丁美洲，特别是在南美洲。新成立的政府应当关注这种趋势，以便采取有作为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有条件地解散AFI是不够谨慎的。在目前地区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一种巩固的战略的智能。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1月14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原载阿根廷《12页报》】
卡图·阿科纳达 魏文编译
玻利维亚的政变继续进行，必须理解为什么正在发生这种事件和随后将要发生的步骤是什么，不论是来自政变主义者，还是抵抗政变的民众阶层方面。
在这些日子里，来自媒体和国际右派甚至是中左阶层的舆论是不同的，由于行动或是疏忽，有的为政变进行辩解。
埃沃·莫拉莱斯的辞职使政变结束。必须切实澄清的是埃沃·莫拉莱斯通过书面辞去了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总统的职务，根据宪法他应当行使职权到2020年1月22日。此外这个职务在10月20日的进行的选举中获得连任。
但是，根据国家的政治宪法161条的规定，一个总统的辞职只有在多民族立宪大会宣读和通过时才有效。宪法规定“议会在多民族立宪大会开会以便行使职能，此外在宪法中已经指明：接受或是拒绝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的辞职”。
大会还没有召开（争取社会主义党是唯一能够允许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政党），因此没有接受总统的辞职信。
埃沃·莫拉莱斯可能的缺席为就任提供理由。由于不存在莫拉莱斯有效的辞职，必须利用缺席的形象，但是宪法第169条规定如下：
【“在国家的总统的阻碍或最终缺席的情况下，职务将由副总统取代，在缺乏副总统时由参议院议长取代，如果参议院议长不在，由众议院议长取代。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将召集新的选举，最长的期限是90天。”】
但是根据宪法第173条，总统的缺席可达10天，不必要求多民族立法大会的允许，因此这也不意味着政变的反对派想利用的最终缺席的形象：“国家的总统可能因为官方的使命缺席玻利维亚的领土，不用多民族立法大会的授权，直到最多十天”。
关于临时总统雅尼娜·阿涅斯。当总统不在国内的时候由副总统接任，当两人都不在国内时，以临时的方式，或是几个小时或是几天由参议院议长接任。在变革 进程的近14年里这种形势发生过几次。关键的细节是参议院的议长阿德里亚娜·萨尔瓦铁拉（争取社会主义党成员），尽管她已经在社交网络上宣布辞职，由于遭到反对派实施的暴力和威胁，从来没有正式将她推出来，因此这在法律上不存在。在埃沃·莫拉莱斯和阿尔瓦罗·加西亚·里内拉（副总统）缺席时，应由萨尔瓦铁拉以临时的方式接任国家的总统，在多民族立法大会接受总统和副总统的辞职的情况下采取宪法的方式。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到现在总统和副总统的辞职没有被接受或是拒绝，埃沃·莫拉莱斯可以在国外待至十天，不需要要求许可，唯一合法授权和根据宪法就任临时总统的人是阿德里亚娜·萨尔瓦铁拉，而不是雅尼娜·阿涅斯。
阿涅斯和她的党（圣克鲁斯民主党，鲁本·科斯塔斯和奥斯卡·奥尔蒂斯的党）与反对派的其他力量一起，加上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合谋，正在犯两个不合法的错误。首先举行会议没到法定人数，其次自己宣布是“玻利维亚的宪法总统”，当时雅尼娜·阿涅斯还不是参议院的议长，唯一的临时总统在接受或是拒绝埃沃·莫拉莱斯辞职的同时是阿德里亚娜·萨尔瓦铁拉。
我们不要忘记争取社会主义党在多民族立法大会拥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根据法律应由参议院的议长接任（从来都是归占多数的政党），因为不存在将争取社会主义主义党放在方程式之外以便解决玻利维亚陷入的宪法危机。
现在只有埃沃·莫拉莱斯能够使一个国家平静下来，在他离开国内前往墨西哥之前没有因为政府的镇压死亡任何人。现在已经死人了，数十人被捕，由于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暴力有数百人被打伤，这得到玻利维亚右派的合谋，我们不要忘记美洲国家组织的合谋。
现在面对人民的主体只有埃沃·莫拉莱斯能够保障玻利维亚的和平，原来的印第安人农民的运动面对一场政变，准备行使他们起义的权利。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1月15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
阿尔瓦罗·维尔齐·兰赫尔 魏文编译
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的人民政府被打败，这意味着军人问题正在回到拉丁美洲，成为美国为了在它的“后院”对民众和政治的控制计划的保障，是美国占有本地区庞大的自然资源的保障。
在拉丁美洲，在智利或厄瓜多尔的社会斗争，在玻利维亚的政变，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干涉，乌拉圭的选举，对卢拉（巴西前总统）的监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福音派教会的进展，军国主义的回归，在城市的暴力，移民，种族主义，这些都是这场全球的战争的表现。
这场战争尽管不愿意接受，已经是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的一部分，制约着它自己作为物种的生存。正如厄瓜多尔前副外长金托·卢卡斯所指出的。
为此必须看到地区一体化所有的情况，以便能够将武装力量纳入到公共秩序的事务中去，纳入选举的生活，军人参与违反人权，将所谓对毒品的打击军事化，参与镇压移民，介入有灵感的形势，这些都受到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政策的过度刺激。
还必须说明好战的泛美互助条约，以便有另一个阵线—这是军事的阵线—攻击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或敢于对抗华盛顿的政策的国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距一个完全民主、繁荣和自由的西半球还差一步。他说，这些事件向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不合法的政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特朗普说，
【“美国为玻利维亚的军队鼓掌，因为它不仅服从于保护一个人， 而是保护玻利维亚的宪法。在几乎14年以后，它最近使玻利维亚的宪法和人民的意志作废，莫拉莱斯的离去保存了民主，为了玻利维亚人民使其听到他们的声音铺平道路”。】
这清楚地表明他的政府参加了反对莫拉莱斯总统的政变。
在巴西，总统、副总统、许多议员和一半以上的总统内阁成员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军人：一名巴西军人今天是南方司令部负责互操作性的副司令。
雅伊尔·波索纳罗政府批准了一项为了从阿尔坎塔拉基地发射卫星、火箭和飞船的双边协议，与纽约州的国民卫队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乌拉圭前将军基多·马尼尼的一个极端右派的政党“开放的市政府”，在十月的选举中获得11%的选票，得到3名参议员和11名众议员的席位。
美国南方司令部在中美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军人们的行动在国内安全、所谓“反对贩毒的斗争”、阻止向美国的移民是关键，在国内安全和保卫腐败和遭到拒绝的政府的领域军人的行动是关键。
在墨西哥，国民卫队的建立是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并不意味着“反对毒品的战争”的非军事化。在委内瑞拉，尼科拉斯·马杜罗主要的支柱是军人。
在哥伦比亚，政府对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达成的和平协议的承诺，政府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政府与民族解放军的对话失败了，这部分是因为武装部队的压力造成的。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是由美国资助和培训的，现在因为日益增加的对军人系统地违反人权和提供虚假情况（将被暗杀的农民作为穿着制服的游击队员上报以表明军人的胜利）的揭露而担心。
在厄瓜多尔，莱宁·莫雷诺总统需要支持，武装部队的镇压是为了将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一揽子计划”强加于人。莫雷诺和4名武装部队的在代表一起照片是军人支持一个不得民心的政府的作用的证据。在智利，皮涅拉总统想将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强加于人，引发一场社会爆炸。他的回答是发布紧急状态的法令，采取警察和武装部队的强硬手腕。
对于阿根廷托尔瓜托·迪特利亚大学副校长加布列尔·托卡特利安来说，星期日在玻利维亚发生的事情可列入某些分析人士所说的“新政变主义”的框架，公开地以文人为首，得到武装部队沉默的支持或是明显的同谋，这样违反宪法就不那么阳奉阴违，似乎一种机构的样子，尽管只是虚拟的。
将赌注下在反对民主上
拉丁美洲战略分析中心的研究员马蒂亚斯·卡希亚布埃和保拉·希门尼斯指出，自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的金融寡头和他们与本地区的精英们的联系，将赌注下在反对民主上。
正是在同一时期本地区各国人民做到巩固民主，作为组织的工具，有能力为世界上这个最不平等的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提供经济补偿和社会正义的水平。这个严峻的现实的特点是一个争夺中的地区，从文人和军人的政变开始，2009年在洪都拉斯反对塞拉亚总统。
对此还要加上2009年在玻利维亚政变的图谋，以及2012年在巴拉圭本地区的国家和一体化组织迅速干涉和封锁造成费尔南多·卢戈总统被法律和黑社会的势力打败。
加上在委内瑞拉从乌戈·查韦斯2013年去世以来不断受到的攻击和升级，2015年美国开始对委内瑞拉进行经济制裁，从尼科拉斯·马杜罗2019年第二次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的非常规性质的战争（当然不要忘记2002年4月反对查韦斯总统的政变和2003年的石油罢工）。
不能忘记阿根廷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政府在法律- 媒体上的耗尽和后来马克里的胜利与他的“让我们改变的联盟”（也忘记2008年农业企业主的攻击），不能忘记2015年反对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罢免（政治审判）和和对巴西劳工党成员的定罪。
不能忘记后来由法律战争的机制批准的对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的逮捕，如让他自由，他可能赢得2018年的巴西大选，最后将极端右派分子雅伊尔·波索纳罗强加于人。
必须提到在厄瓜多尔莱宁·莫雷诺和在萨尔瓦多纳伊布·布克莱的背叛，他们表现了资产阶级阶层对自己提出的变革计划的背弃。此外，还有2018年在尼加拉瓜反对桑地诺主义的罢免运动，在几个月以后的选举中丹尼埃尔·奥尔特加获得72%以上的选票。
今天在我们眼前在玻利维亚建设一个文人—军人的独裁，在美国的羽翼之下美洲国家组织秘书处和利马集团（支持美国的干涉主义的政策），它实行严厉的对媒体的审查，开始逮捕社会积极分子、政治领导人和宪法政府的官员。
破坏已经建设的东西
对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近15年非常费力地建设的东西可能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消失。在玻利维亚取得的社会的、经济的、部族的文化的和性别的成果是在医疗 、教育、住房计划的一个榜样，但这些被妖魔化，被认为是政变的原因。
玻利维亚从一个美洲最贫穷的国家变成美洲增长最多的国家：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0%。最低工资增长了1000%。消灭了对印第安人的歧视，建立了玻利维亚多民族的共和国。推动文化，尊重环境和对对大地母亲的爱。制定了一部新的宪法，向劳动者、农民、学生、妇女和印第安人提供权利。将天然气和水国有化。建设了2.5万公里公路，134个医院，7191个运动中心和1000所学校。文盲从22.7%下降到2.3%。建立了12座锂工厂、3座水泥厂。2个汽车厂、28座纺织厂，建立了12694个合作社。
玻利维亚清除了美国过去拥有的8个军事基地，解散了美国禁毒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团。公共职务的一半由妇女担任，其中68%是印第安妇女。为65岁以上的成年人设立退休金，为玻利维亚所有的学生发放一种券。玻利维亚发射了它的第一颗卫星“图帕克·卡塔里”。
马尔科斯·罗伊特曼指出，在一个寡头的统治建立一种种族的部族优先的基础上的国家，金权政治积累的仇恨是统一的。市长被捆在树上，被迫跪着走路，爱到凌辱，被从他们的家里赶走，用棍子打，用死亡威胁他们。一个没有武装的人民出来保卫他们的斗争，这就是他们的历史。
在野蛮的法西斯手中的暴力代替和补充武装部队和警察的行动，在政变的技术上这还是新的情况，不要忘记教皇极权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个不时髦的幽灵，但是总是到来，目的是操纵居民。
【作者：阿尔瓦罗·维尔齐·兰赫尔，社会学家，通信与民主观察机构和拉丁美洲战略分析中心的共同负责人，《环球视野》摘译自2019年11月14日西班牙《起义报》网页，魏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