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毫不奇怪,在《潜伏》中,李涯和余则成比肩而立,同样获得了观众普遍认同,成了双男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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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朋友给我传来一张截图(见上图),并写下这样一段留言——
“今天看到这个评论,感到十分扎心。我就看过《潜伏》,对余则成和翠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敬仰之情。怎么这些评论说余则成被‘信仰’榨干了最有一丝价值。十分痛恨这些反动的家伙们的评论。”
这位朋友感到“扎心”,可以理解。但截图中的结论,我亦觉得毫不奇怪,因为这正是电视剧《潜伏》所有意无意暗示的,截图文字的作者只不过是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罢了。
《潜伏》是2008年播出的,很快就产生了轰动效应。
我看到这部电视剧,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记得是回老家过年,在小街上散步时路过一家音像店,老板热诚地向我推销《潜伏》VCD。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播放后,立刻就有放不下的感觉,连春晚都不想看了.
因为《潜伏》,又看了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1973)以及朝鲜的《无名英雄》(1978),发现许多细节与反转,多有相互致敬之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潜伏》无疑是一部相当优秀的电视剧。其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细节,是左蓝牺牲后,余则成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反复诵读《为人民服务》的桥段。
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中正面表现《为人民服务》这一旷世名篇。在此之前,观众只能在伤痕影视剧中,看到为渲染“极左”、“疯狂”的氛围,在背景中放置若干词句作为标语。
虽则如此,《潜伏》毕竟是诞生在自由派“公知”重写历史,在许多问题上积非成是,并且没有得到认真清理的浓厚氛围中,剧中的可议之处也很多。
比如,余则成的上级,秘密联络站的秋掌柜,在接待交通员时,关心地问了一句:“家里(即延安)的情况怎么样?”
交通员说:“抢救运动已经停止了,大嫂也解除审查,恢复工作了。”
简单一句话,就抹黑了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中出现过抢救运动,但抢救运动绝不等于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这里就不展开了。简言之,通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转折终于完成,全党空前团结,在整风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潜伏》在这里使用的是一种“腹语术”,通过这样一组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就给观众造成一种延安发生“内乱”,“自己人迫害自己人”的印象。
这样的暗示,也使观众对余则成的努力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如果延安居然就是这样的话,那么,余则成的牺牲值得吗?
这一追问一直缠绕着余则成,也缠绕着观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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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和此后的谍战剧,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精英史观,即唯心史观。
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余则成这样的谍战精英,是凌驾于组织、群众之上的——胜利的取得并不靠组织,群众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只是群氓而已。精英出类拔萃的才能,矢志不移的坚贞,才是胜利的唯一原因。
为了使谍战精英更加突出,不至于被其他角色分走光芒,编导往往会挑选一些外形上比较丑,通常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扮演上级,比如饰演秋掌柜的刘昌伟,从在《包氏父子》中饰演追求虚荣的包国维开始,很少有正面角色。
由于谍战精英太过优秀,太过真诚,所以他们又是孤独的,经常成为受难者。
他们遭受磨难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敌方。事实上,在敌营内部,他们从来都备受宠信,如鱼得水,即便遇到危险,也能化险为夷。
恰恰是己方的不信任、“抢救运动”、不近人情的严酷指令等,才使他们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磨难,而受难又凸显了他们的卓尔不群。
而在五六十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影片,如《永不消逝的电波》《烈火中永生》,甚至“新时期”早期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保密局的枪声》中,英雄人物的成长,都是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组织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并且保护、指导、关心着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英雄人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都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的配合与支持。
不错,包括《潜伏》在内的当代谍战剧,为了使精英的行为看上去合理,往往也强调“信仰”的力量。
但这种“信仰”是不包括阶级性、人民性的信仰,是一种抽象的、神秘的、先验的力量,是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拥有的东西,是精英头上独具的光环,成了他们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理由。
由于阉割了阶级性,敌我双方的信仰变得毫无区别,似乎国共之争同压迫与解放无关,同黑暗与光明无关,同反动与进步无关,仅同成王败寇有关。
因此,毫不奇怪,在《潜伏》中,李涯和余则成比肩而立,同样获得了观众普遍认同,成了双男主。并且,由于李涯的“被陷害”、“被欺骗”,尤其是惨烈的结局,他甚至获得了更多的同情。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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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则成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不同,他不是延安培养、派出的。余则成本是军统特务,只是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及其与日寇的暗中勾结,加上女友左蓝的影响,才投向延安。
《潜伏》本来有一个机会,使余则成的信仰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那就是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前,余则成以探亲之名进入了晋察冀解放区。
在这里,他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新社会,看到在“减租减息”政策下农民的新生活,看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根本不同,但很遗憾,编导没有这样表现,只是安排余则成拜见李克农,他一脸崇拜地握住李克农的手,“知道,知道,‘龙潭三杰’”……
这是一个谍战精英向另一个久负盛名的谍战精英致敬,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但不具备升华信仰的意义。
《潜伏》到了结尾,脱险后到翠平被己方软禁在一座小山村里,她抱着孩子来到村口,却被持枪的民兵拦住——出生入死地进行地下工作,难道换来居然是这样的结局?
余则成到了台湾,向前来联系的上线,一个戴着茶色镜的冷酷男人打听翠平的情况,立即被粗暴地拒绝了。显然,在这个“茶色镜”(以及他背后的“组织”)看来,余则成的情感与牵挂都不值一提,余则成、翠平如果不能被利用,就毫无价值。
正因为《潜伏》有这样的细节,所以,那位截图文字的作者写到,“他(余则成)结局流下的那滴眼泪,道尽了他的无限悲哀,他以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然而却只是成为了一枚棋子”,又有什么不对呢?
事实上,《潜伏》的这种倾向,还是被认为太含蓄了。2014年,赵宝刚执导了电影《触不可及》,邀请孙红雷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同余则成相类似的角色,宝岛女明星桂纶镁则代替姚晨,扮演了一位美丽、深情、只想“岁月静好”,与孙红雷相恋的小资女生。
《触不可及》把《潜伏》中隐秘的情绪,变成了主题。
看过《触不可及》,观众会觉得,“组织”无穷无尽的冷酷命令,像邪教控制术或女巫的诅咒那样,使这一对苦命鸳鸯始终不得安宁。最后,孙红雷更被一张“明年解放台湾”的空头支票,一杆子支到海峡对岸,永远断送了幸福。
如果看不懂《潜伏》的隐喻,看一下《触不可及》就明白了。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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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史观的本质是反人民的,同时也是反历史的。
整个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依靠的主要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严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依靠的是革命性与人民性。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当各种精英史观的谍战剧充斥耳目,力图把非历史的“历史”植入我们的大脑时,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格外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