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历来重视反对官僚主义，把官僚主义作为党的死敌、人民群众的死敌。在毛主席的晚年，更是从官僚主义中发现了党变修、国变色的危险性，发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由反对官僚主义到反对修正主义，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毛主席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大家看一看，毛主席的比喻是不是很形象呢。

　　官僚主义就其对待群众的态度和作风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命令主义的表现，在毛主席看来，官僚主义是一种“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官僚主义为害甚大，甚至关系到红色政权的存亡。在官僚主义下，干部以官老爷自居，而把人民群众置于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地位。如若听任这种反人民的作风滋生和蔓延，势必损害和破坏人民民主，如果严重甚至会使人民政权名存实亡。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之所以始终警惕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基于反腐蚀，防止人民政权蜕变的需要。毛主席对官僚主义作风极为警惕和痛恨，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他还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可见，毛主席是官僚主义的死敌，反对官僚主义绝不手软。从本质上讲，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是与捍卫人民主权、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一致的。

　　毛主席对于官僚主义有着清醒认识，那就是中国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缺乏民主思想的熏陶，而“官国”的传统却十分深厚，只有彻底同“官国”传统决裂，才有可能真正地破除官僚主义。

　　因而，在毛主席看来，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义，根本的办法在于扩大民主，即著名的“窑洞对”所主张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为了探索人民民主新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主席更是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正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产生了以“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重要内容的“鞍钢宪法”。这项人民群众首创的重大革新，对于发挥人民民主、破除官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主席为之喜出外望，并冠以“宪法”的大名。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反对官僚主义也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毛主席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从未动摇，并在晚年将反对官僚主义提升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高度，实现了理论认识上的飞跃。

　　这就不能不提到，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曾经历大跃进这样重大的挫折，而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等种种乱象，无不与官僚主义作风紧密相关。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跃进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污点，虽然大跃进的确是毛主席发动的，但他也是党内高层中较早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作了自我批评，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有的是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可见毛主席态度不可谓不坦诚，自我批评不可谓不严厉，纠正错误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

　　认真汲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

　　对大跃进中官僚主义作风泛滥的根源，毛主席看得十分清楚：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我们老是要数字，种了多少，产了多少，天天统计，天天上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呢？毛泽东认为，从领导作风看，这缘自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

　　为克服主观武断的“瞎指挥”，毛泽东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倡“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招实祸”等等，甚至搬出历史上海瑞直言进谏、郭嘉多谋善断、刘邦肯于纳谏、项羽独断专行等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史为鉴。有意思的是，他还多次提到要学美国的实际精神和科学精神，说“大跃进”的教训是“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可见，毛主席绝不以人划线，空谈“政治正确”，而是提倡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客观研究分析问题，进行有益的学习借鉴，避免犯官僚主义的主观错误。

　　毛泽东一生成功地做了许多大事、难事，但“大跃进”运动的确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错事。对这件事，他先是不诿过，接着是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然后不厌其烦地谈论、总结和反思，着实把“大跃进”运动这口教训之井挖得很深很深。这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以身作则，带头克服官僚主义，绝不搞邀功诿过、粉饰太平的虚假一套。

　　回到今天，新冠疫情已历三年，国家不堪其负，人民不堪其苦，党和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人民群众也作出的巨大牺牲。回顾三年来的抗疫历程，我们取得了一定成绩，其间的曲折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冠疫情基本上是一种天灾，应对得当，就能人定胜天；举止失措，就有可能由天灾牵延至人祸，历史上大跃进饿死人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前文已经提到，造成大跃进灾难的罪魁祸首、主要原因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在我们今天的防疫工作中是否仍然存在呢？只要不是眼瞎心也瞎的人，都能深刻感觉到官僚主义的阴影始终伴随防疫整个过程，从疫情之初的“李文亮事件”，到不久前政府公告的个位数新冠死亡人数；从清零封控时期的层层加码、一刀切、不顾民生，到以“优化”名义突然全面放开，信息不明、准备不足、交待不清，这些难道不与官僚主义作风密切相关吗？从清零封控时期层层加码的乱作为，到全面放开时期消极不作为，不正是官僚主义作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仍然在变相延续的表现吗？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防疫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根源还在于官僚主义，只有克服和战胜官僚主义，才能真正获取抗疫斗争最后的胜利。

　　因此，如果真正拥护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应主动认识和纠正官僚主义错误，把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落到实处，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掀起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发扬人民民主的运动，把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作为推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党的健康稳定发展。

　　对于真正拥护毛主席的人们来讲，就是要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而不是站在官僚主义者一边，从浮躁飘虚的情绪中走出来，克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和各种阴谋论的误导，用马列毛主义原理，认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清科学和政治的界线，真心实意地帮助党克服和战胜官僚主义，争取人民群众最大利益，而不是一边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一边对毛主席最痛恨的官僚主义视而不见，甚至纵容掩护，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也是漠不关心，一味搞“高大上”的正能量那一套。这样做，不是拥护毛主席，而是背叛毛主席。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毛主席当年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史实，无疑对于我们认清今天的现实、指导今天的行为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