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2月21日《红歌会网》上读到“季羡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文，文中引录了季羡林的两段话。
第一段是他在1999年写的话（查《知网》，刊载于1999年4月《红岩春秋》），他说：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第二段写于1976年1月24日，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诬蔑》为题刊载于那天《人民日报》第3版，有当日报纸照片为证。全文如下：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如果不考虑时代的变迁，很难想象这两段话竟出于同一个人，而且都是那么情真意切，铿锵有力，可是立论却截然相反。
季羡林，早就耳闻其名，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大贡献，但知道他有一大堆极响亮的头衔，被奉为“大师”、“泰斗”级的人物。可真正让他名传四海的是他一本20万字的，出版于1998年的《牛棚杂忆》，作为他留给后人关于那十年的历史记录。“牛棚”一词由此发明，立刻成为热门词。
季羡林在此书中对挨打挨骂受欺侮的控诉确实令人同情。可是，与他在人民日报上写的文章对不上号呀！不是说“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吗？不是说自己“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那些“肆意诬蔑”吗？怎么到了1998年，就只剩下《牛棚杂忆》里的血泪控诉了呢？大家都知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文章的，只有被树为典型和代表的人才有此殊荣，也是对作者的莫大的肯定和褒奖。从文章内容可知，当时正值特殊年代最后的一场运动，季羡林无疑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那场运动的。当时的人们对那场“反击”运动大都不太理解，季羡林能有这样的表现，至少表明其政治敏感性是很出众的了。
核对一下，原来，所谓“牛棚杂忆”，其实只是集中在北大“打派仗”期间八个月的事。那场大运动起来之初，身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的季羡林按理也属于“学术权威”之列，但因他“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后来北大陷入两大派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打砸抢的武斗。季羡林如果和大多数北大师生一样安分守己的话，他本可以继续做一个快活自在的逍遥派，可是，不知是不甘寂寞还是政治敏感性起作用，他却“毅然决然”地投入其中一派，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自己跳了出来”，还成为东语系的一个头面人物。据他所说，他是在看到周培源——一位中央点名保护，名列周总理保护名单的著名科学家带头之后加入同一派的。（不过，在做最后选择之前，据他所说，曾经经历了一段脚踏两只船的过程。）加入打派仗之后，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在这种“失去了理性”的派仗中，季羡林不幸被暂时得势的对立派关押起来，被称为“牛鬼蛇神”，这就是他发明“牛棚”一词的来历。（这个词后来被人泛用在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干校”上，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那场大运动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当时的派性斗争，特别是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多次批评仍不悔改的情况下，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等各高校，平息了派仗。对派仗负有责任的几大“领袖”也受到惩处。季羡林得以重获自由，显然得益于工人宣传队平息了派仗。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恢复了党组织生活，还恢复了一级教授的工资，并全部补发先前被扣发的工资。所以，他感谢“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对他“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而他也积极接受工宣队的再教育，“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并非空口白话，至少在当时，应该确有实情。
这就是季羡林在那场大运动中的大体经历。他说，要“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可是关于那整个十年他要给读者和后人留下的，却只剩下他所刻意渲染的那八个月“牛棚”生活所呈现的图像。以他的政治敏感水平，他不会不知道，造成他“牛棚”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干扰那场大运动，造成大运动偏离原定航道的派性斗争，是源于知识分子之间因“唯我独尊”，争权夺利而内斗的恶果。可是他只字不提伟人针对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群众的大多数，搞“以我为中心”，一再提出严厉批评的事实，把自己曾经那么恳切地感谢伟人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肺腑之言也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大学者给后人留下真实历史的诚实的态度吗？
由于作者本人陷入派性之斗是那八个月“非人”遭遇的因素之一，所以，季羡林对是否发表这本书犹豫了许多年。他其实在1989年就写好了初稿，1992年完成定稿，但直到1998年才拿出来发表。他自己也承认：“这有点违反了写书的常规。读者会怀疑，其中必有个说法。”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点“私心”：当年的“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如今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而“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是在“打击报复”他们呢？这局面实在太令人尴尬。
不过，季羡林很快就不觉得尴尬了。他的《牛棚杂忆》“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他在自己所写文章中不仅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本书“同一些名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而且毫不掩饰地搬出别人的赞颂之语，说他写这本书“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之所以对发表这本书一直踌躇不决，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自己说，是期待着别人先写。他想：“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出生入死，戎马半生，可以说是为人民立了功。”相比自己的遭遇，他们才是真的冤屈，“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为此，他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的语句去激发那些老革命功臣心中的愤懑，呼吁他们赶紧出来“抒一抒”。
既然如实披露历史真相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何必等这等那呢？是不是觉得，别人写了此类文章，形成气候，他再出这本书就不会招惹麻烦了。直到1998年，他已87岁高龄，恐怕来日不多，而且看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才把此书抛出。（此书由权威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说明正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由此看来，这位老先生政治上不仅敏感，而且十分谨慎小心，善于把握时机。
从他的政治简历来看，确实如此。1941年留学德国学习古印度语，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他与胡乔木有交往。胡动员他加入共产党，他说他“胆子小，不愿意冒这个险”。但刚解放的1950年，他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在高校思想改造运动中表现积极，担任了文学院和法学院思想改造领导小组组长。1956年，他被吸收入党，成为解放后第一批入党的老知识分子。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像反右那样的大的政治运动，他都是“左派”积极分子。这是后来他在那场大运动初期的风暴中未受冲击的原因。他在1956年45岁时就评上一级教授，当上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还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一路顺风，是那个年代享尽好处的红人，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好“到头了，还有什么争的?”如此得益之下，做出 “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这样的表态，应属情理之中。
可是，在伟人逝世以后，气候变了，季羡林的口气也随之变了。他在一篇题为《做一个真正站起来思考的人》的文中说：“回顾解放后50年，有30年时间我们没有站立起来，历次运动毫无例外地指向了知识分子”。曾经被他“用说不完的事实”所驳斥的 “肆意诬蔑”，整个颠倒过来，变成他新时期著文立论的中心观点。他的与时俱进的变化继续给他带来好处，如他自己所说：“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各种荣誉铺天盖地而来，被捧到天上去了。
解放后几十年都“没有站立起来”，这种话竟然出自一个刚一解放就申请入党的人之口！伟人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说出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对新中国成立的共同感受。谁能想到一贯表现积极的季羡林，他的内心感受却一直是与广大普通民众截然相反！
不是站着，那又是个什么状态呢？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伟人曾经对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形容。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根基，就会“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能像“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网上看到，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作“皮毛定律”，指一些文人没有信念，失去自我，而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于是就依附权势，变成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季羡林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道：“每个人都想趋吉避凶嘛，这是人的本性”。恐怕这就是他的为人之道，也就是“识时务”的意思。对这样的文人不必苛求，他在自己的领域（如古印度语）中的研究也是一种学问，但决计不可把他涉及政治的那些话当真，奉为敬仰和学习的对象，因为他自己也不见得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季羡林一直期待着那些老革命出来像他那样“抒一抒愤懑”，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相反，在苏东剧变和腐败频发的警示下，老革命中许多人对当年的大运动有了新的看法，发出伟人“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的感叹。（季羡林对这些都无动于衷，却跑到台湾去在胡适墓前抒发了久藏心中几十年的思念之情。）毕竟在那些老革命们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宗旨远比个人的冤屈得失重要得多。看来，尽管都有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底子还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