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三、毛主席精心策划准备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认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后，毛主席围绕主要矛盾转变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落脚陕北后，几乎倾尽全力实施的第一个重大战略行动。
为什么说红军东征是几乎倾尽全力？有两点：一是几乎动用了陕北根据地红军的全部力量。二是中央政治局领导几乎全体人员都在东征队伍里，或在后方为东征服务。
哪些红军部队参加了东征？[1]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毛主席，下属红一、红十五两个军团。红一军团下属3个师，其中一师、二师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原红一军团的部队，四师是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原红三军团的部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带到陕北的全部人马；红十五军团也是下属3个师，其中第七十五师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为基础组成的，第七十八、八十一师是以谢子长、刘志丹等率领的陕北红军第二十六、二十七军改编而成，这是陕北红军的全部人马。这两个军团全部参加东征了。
除了这两个红军主力军团外，还把苏区红军游击队整编为3个军[2]：一个是东征前组建的第二十八军，军长是刘志丹，政治委员是宋任穷，一共1200余人；一个是东征开始后成立的第二十九军，军长是萧劲光、政治委员是朱理治；还有一个是第三十军，是东征过程中组建的，军长是阎红彦，政治委员是蔡树藩[3]，共1000余人。东征开战后，二十八军、三十军也打进了山西。
东征开始时，全军一共不到13000人，基本是全部人马出动。
哪些领导参加了东征？[4] 东征前，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到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及主要领导成员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随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一个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周恩来为后方中央局书记，但到东征期间，即使他们几个也去了前方。还成立了一个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由李富春、罗迈、凯丰、张浩、王观澜、刘晓、冯雪峰等11人组成，专门抽调300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团或工作组随军行动，做扩大红军、筹集经费、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工作。可见，在党中央和军队的上层领导几乎全部出动，投入到红军东征的各项领导工作。
介绍这些情况，可以让大家比较具体地体会一下，毛主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战略方向的行动，集中力量能达到什么程度。
当然，只是集中红军的全部力量还不够，关键是能够保证胜利。红军东征前，大家忧虑最多的是三个问题：一是黄河能不能渡得过去？二是过去后能不能打得赢，实现战略目的？三是如果过河后在山西站不住脚，能不能回得来？最担心的是能不能过得去和能不能回得来，这是个底线问题。
首先一个，是能不能过得去的问题。黄河是天险，黄河对岸还有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坚固防线，渡过去不容易，但这是东征作战的关键和前提。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用什么方式过河；二是能不能突破对岸的黄河防线。
用什么方式过河？过河需要工具，即使对岸没有敌人防守，1万多人过河也不容易。本来，每年入冬后黄河都有几个月的冰封期，就是整个河面都结冰了，一般要到3月中下旬才能全部开河。红军东征时间是2月20日，最初设想是从黄河冰面上徒步通过，红军大部队集结待命时，河面还是结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诗为证。因为毛主席当时也在前线，就住在离黄河不远的清涧县袁家沟，亲眼看到了黄河冰封的景象，在他写的诗词《沁园春·雪》中，就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实景描述。但由于天气转暖，到2月3日，也就是在确定的渡河时间前不到20天时，河面上的冰却解冻了[5]，黄河河道上水流湍急，还夹杂着横冲直撞的冰凌，红军从冰上徒步过河已经不可能了。另外，由于对岸敌人防守严密，架桥过河也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船只渡河。
好在毛主席提前考虑到这个重要问题，准备了冰上过河和渡船过河两手。因为，不管过去时是否有冰，几个月后如果往回走，河面上一定不会再结冰了，所以早就想到准备好船只，即使东渡黄河不用，回来也一定要用。
当时，由周恩来副主席全面负责东渡黄河的后勤准备工作，由陕北红军的领导人阎红彦和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抓具体落实（当时，毛泽民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国民经济部部长[6]），他们早早地就调集了数百名造船和划船工人，秘密地准备渡河船只和随军行动的船工[7]，还建立兵站筹集各种物资。
但毕竟只有几十天的准备时间，再抓紧时间也造不了那么多船，人多船少不够用怎么办？据开国少将、时任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的王耀南回忆[8]：我们还是采用老办法，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真的就把办法想出来了。有的同志从老乡那里了解到，过去有的走私贩子过河没船，就买两只羊囫囵着剥下皮来，在羊皮里面吹满气，然后夹在腋下，悄悄地就渡到对岸去了，现在船不够，不是也可以用羊皮扎些筏子用吗？
陕北到处是羊群，羊的来源不成问题，对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架过上百座桥的工兵连来说，过去是扎竹筏子，这次扎羊皮筏子没有什么大困难，他们请老乡来教，很快就学会了。他们一共扎了两种，小的用6个羊皮，一排3个，排成两排，上面捆上木架、铺上木板即可；大的用12个羊皮，横三竖四捆扎好再铺上木板。开始还想用牛皮代替羊皮，扎几个大一点的，但由于牛皮太硬，体积又大，吹不起来。大家说牛皮不好吹，只好作罢，最后还是扎了大量羊皮筏子，解决了渡船不足的大问题。
渡河工具解决了，再就是能不能突破晋军防线的问题。据晋军第75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的杨耀芳回忆[9]：从红二十五军1935年夏秋到陕北后，就引起了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不安，生怕红军东渡。
阎锡山任命他当晋西警备司令，晋军69师师长杨澄源任晋南警备司令，让他们在黄河东岸布置警戒，还派遣正太路护路司令孙楚，带4个旅从北面过河窜入陕北，威胁红军后方。沿河各县都驻有防共保卫团，遇到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者认为是和红区有关系的人，县长可以直接处死。
阎锡山还规定，每杀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人赏洋100元，他的口号是“宁枉杀千人，不漏掉一个”。仅1935年后半年，报晋西警备司令部杀掉的就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黄河渡口的所有船只，只能停靠到东岸，封锁渡口断绝往来。东岸各个渡口的山崖地坝都削成陡壁，构筑了1000多个坚固堡垒，每个碉堡驻兵一到两个班，重要渡口一个排以上，配有机关枪和迫击炮等火器，碉堡封锁线外还挖了深宽各一丈的外壕，交通壕相互连接。[10]
但阎锡山的难题在于，黄河防线太长，过河的渡口很多，他不知道红军会从哪里过河，会在什么时间过河。黄河东岸从北到南300多公里，处处防守反而处处薄弱，难以应对红军的集中突破。据杨耀芳回忆，阎锡山怕阻挡不了红军，想在红军突破防线后，在汾阳、离石、孝义、中阳等纵深山岳地带，利用山险地利搞“口袋阵”与红军决战。他一共集中了7个师，编为4个纵队，以晋军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总指挥部就设在孝义[11]。记住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关节点，红军东渡黄河后在这里仗打得最大。
这些打算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但整个敌情和力量对比是比较清楚的。面对这种情况，要保证整个战略行动成功，毛主席是怎么组织做好准备工作的？东征是毛主席全过程亲自策划指挥的，我们介绍些细节情况，可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握理解得更客观更准确，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首先是高度隐蔽战略企图，以达成战役攻击的突然性。毛主席是怎样指挥实现的呢？
一是在红军东征前，派出部分部队南打北讨，使南面敌人北攻更加困难，使北面敌人不敢向南进犯，而在主要进攻方向的黄河沿岸，却保持着平静，使阎锡山的防守部队松懈警惕，据说，他们也知道红军会渡河向东打，但没想到那么快，那么突然。
二是兵分两路偷渡。红一军团从北路渡河，选了两个渡河点，对岸是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附近的渡口；红十五军团从南路渡河，对岸是山西省石楼县的贺家凹渡口[12]。两支进攻部队一北一南，渡口相距七八十里，即使阎军发现蛛丝马迹，也需要多处防守，难以集中力量应对。
三是严格保密。渡河前部队远距离隐蔽待命，命令传达后以4天行程到达渡河位置，东征命令只下达给作战部队，在后方不宣布。
命令特意强调：“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管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和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13] 还要求部队提前派出人员封锁道路，控制来往行人[14]。对居民严守秘密，部队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遇到大的居民点一律绕道通过。造船点设在山里的拐沟里，渡河前把黄河水引进来，船漂在拐沟的水里等待出发。
四是隐藏渡河时间。2月18日，毛主席和彭德怀一起，向部队发布东征作战命令，确定2月21日20时为渡河时间；但到命令下达的第二天，2月19日，就电告周恩来，渡河准备工作已经提前完成，改为20日黄昏开始渡河，要他在大部队前进后，来河口指挥维持一线交通。渡河时间提前了一天，只是对周恩来的通报，其他人不知道；直到2月20日14时，也就是渡河当天下午两点，与彭德怀一起致电军团首长和部队相关指挥员，渡河时间一律本日20时开始。[15]
本来是明天渡河，变成了今天渡河，而且是直到离渡河6个小时，部队才得到改变时间的命令，知道最后的渡河时间。其实，部队早已严阵以待做好了各项准备，时间变化提前了一天，只是预防万一有泄密情况，真是兵不厌诈啊！
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调动，阎军竟然没有察觉，即使他们提前得到了可靠情报，准备我军21号渡河，也应对不了这样的临时改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后来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我军行动能够达成突然性。
认真周密的准备包括方方面面。毛主席历来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把握来自哪里？来自认真周密的筹划准备。
一是出征前20天，1936年1月31日，毛主席在延长主持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东征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兵力，调整干部。渡河前两天2月18日，召集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进一步做动员，明确东征任务有三条，包括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等。让高级指挥员把任务和要求搞得清清楚楚，讨论得清清楚楚。
二是毛主席、彭德怀这两个东征部队的最高领导，2月初就到了离黄河不远的清涧县袁家沟，亲自到黄河岸边侦察渡河点的情况。
彭德怀回忆说，他先是带着电台去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渡河点，又用了7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16]
毛主席还电令林彪、徐海东两个军团长和各军团先头师师长、先头团团长到各自渡口一带察看地形，要求渡河部队的各级指挥员反复进行实地侦察，详细掌握渡河点附近及突破点的敌情、地形等情况。他们还派出侦察兵，坐羊皮筏子夜渡黄河，用了半个月时间摸清河东敌情。看看提前下的这些功夫，就知道为什么后来的行动比较顺利，要想指挥的正确无误，就必须下功夫调查研究，指挥员自己对情况要清清楚楚、烂熟于心，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这是前提条件。
三是组织部队以强渡黄河的战术技术为重点，进行艰苦紧张的临战训练，提高渡河战斗的战术技术水平。最基层的战斗员都能清楚怎么打、怎么办、遇到各种问题怎么处理，战略意图才能圆满落实，才不至于因为落实细节出问题，而影响全局功亏一篑。
四是要求两个军团各派出专门的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明确船只指挥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整个东征部队的渡河组织，由司令员彭德怀和参谋长叶剑英负责，一个任渡河司令员，一个任渡河政委。[17]
五是统一时间。当时指挥员用的都是缴获来的旧表，快慢不一，也不能像现在进行广播校对，部队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争执。这次渡河作战，毛主席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渡河前专门向部队发电报说：“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聂荣臻说，想不到我一只旧表，居然成这次渡河时的标准表了。
一切准备工作的前提是思想准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思想上的重视和意志上的统一，其他一切准备都谈不上。
前期，毛主席做思想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统一核心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讲清楚东征的意义和正确性，反复强调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连接，也能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同时强调对隐患的关注，要求一定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18]
这个统一认识的工作尽管不容易，但我们党和军队有一个好传统，只要党的会议决定的事情，不能个人对抗组织，都要坚决服从、坚决执行。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指挥自如，取得胜利。东征前，毛主席不光是批阅文电，召开会议，起草命令，协调各方，还找了每个师的主要领导一一谈话。两个军团有6个师，十几个师主要领导，他都要亲自找谈话，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彻夜不眠。
据开国少将、时任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回忆：他带领八十一师到达袁家沟后，毛主席就派人喊他过去，同去的还有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特派员等。他们进到毛主席的窑洞时，毛主席正在炕上蹲着，身披一件蓝布棉大衣，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看到他们进来后下了床，光着脚踏在一双旧棉鞋里。
毛主席让大家坐下后，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问：“哪一位是贺师长啊？”这是贺晋年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的谈话，听到发问后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回答：“报告毛主席，我就是。”
毛主席连连摆手示意他坐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地说：“我晓得你这么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他没有想到毛主席提写信的事，那是中央刚到陕北不久，他听说十五军团要把他调到七十五师任副师长，便想不通，认为自己一没犯错误，二没打败仗，加上之前搞肃反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就给省委写信，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没想到他们把信给毛主席看了。
贺晋年正要解释一下，毛主席话锋一转对他说：“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仍在八十一师当你的师长，调出十五军团，归总部直接指挥。”接着，毛主席给大家讲起国内外形势，讲东征是为了把全国抗日推向高潮、壮大红军力量和革命根据地等。毛主席还详细询问了八十一师的情况，并讲了一些勉励的话。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贺晋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觉得毛主席有那么多大事需要谋划，还把自己写的几封信放在心上，亲自做思想工作，心里非常感动[19]。毛主席不光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还通过调整指挥关系理顺情绪，解决问题。
接下来，在东渡后最激烈的兑九峪作战中，敌人一个团要偷袭总部指挥所时，他们主动出击增援总部，以惨烈的战斗和牺牲，保护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通令嘉奖。总部还从他们部队调了一个营，专门担任总部机关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东征回来后，给八十一师新任命了师长和政委，贺晋年被送往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后八十一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他被任命为军长。[20]
在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思想动员是自上而下全覆盖的，有一套规范的工作程序。确定东征后，部队提前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及渡河准备工作，指战员斗志旺盛、士气高昂。1936年2月20日下午，最后的渡河命令下达，紧接着就是战前动员和准备。
根据红一军团四师战士李荣芝回忆，下午接到命令后：
一是连里先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和班以上干部会，布置渡河任务和注意事项，强调党员和干部要做渡河的先锋和模范。让领导骨干先行一步，做好思想准备，明确战斗任务和要求，这是首要程序，也便于各级领导发挥作用，不能上来就是大水漫灌。
二是全连开会进行动员，由连长传达任务。连长对大家说：同志们，渡河东征就要开始，按上级的命令要求，力争偷渡，不成就强渡，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要坚决完成任务。我连必须于今晚后半夜赶到渡河位置，渡河行动一定要隐蔽，行军时不准讲话，不准抽烟，咳嗽时要捂住嘴，随身之物要绑好，不准发出声响。以上纪律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处分。这个连长当时才20岁，说话简明扼要，非常明确，非常到位。
三是老同志、新同志代表围绕东征胜利表达决心。这是一个思想动员落地的环节，把作战任务和要求变成每个战士的自觉行动，才能保证战场上的胜利。
四是指导员做战前动员。这是不可缺少的下一节，我们看看指导员讲了些什么，不是重复，而是必须。指导员说：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次东征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指挥。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是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亲自率领大家过河东征，只是听了非常高兴，非常踏实。
指导员把大家战前表的决心归纳为五条：一是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完成一切战斗任务；二是发扬长征精神，不怕流血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勇往直前；三是随时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的宗旨，使人民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四是坚决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是加强新老同志团结，互相帮助，巩固部队，扩大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大家一致同意后，就把作为全连的决心交到团里。
这五条决心，也就是对指战员的战场要求，在这里成为全体人员的自觉意志。动员大会结束之后，全连又进行检查准备。吃过晚饭后，由值日排长带着全连跑了一圈，发现有的同志把水缸子跑掉了，受到连长严厉批评。各排又进行仔细检查，直到全部达到要求，只等出发战斗。[21]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东征渡河之前的这些事，就是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全力以赴的重大战略行动，是如何围绕决策抓细节，确保万无一失的。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来说，胜利绝不是靠侥幸和蛮干撞大运，而是取决于科学分析形势后围绕解决主要矛盾的正确决策，是取决于正确的战略决策之后严谨细致、扎实认真的准备工作，取决于全体指战员吃透上级战略意图和要求的自觉行动之上的。胜算的决定性因素在准备过程之中。
注释：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198页。
[2] 吴殿尧、宋霖著：《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3页。
[4]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
[6]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
[7]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8]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3-74页。源自王耀南《东征中的工兵连》。
[9]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1-118页。源自杨耀芳《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概况》。
[10]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页。
[11]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3-114页。源自杨耀芳《阎锡山阻止红军东征概况》。
[12]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14]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513页。
[16]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页。
[17]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509页。
[19]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2-53页。源自《贺晋年忆红军东征》。
[20]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96-197页。源自李志民《西征战役中的政治仗》。
[21]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2-53页。源自李荣芝《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