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实践时，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人民公社缺乏激励机制。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在其《全面反思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一文中，介绍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七个假说。其中第一个假说就是“激励不足假说”：“即人民公社内部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有问题，导致农民不愿意投入劳动，而是采取偷懒的搭便车的方法。实际上，后来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个主要调整就在收益分配机制的调整上，比如自留地的调整。”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其与马国川合著的《重启改革议程一一中国经济改革十二讲》一书的第六讲，认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一条是‘把激励做对’。在集体经济中完全没有建立起社员劳动成果与所得报酬相关的激励机制。在高级社时期，对社员实行评工计分制度。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死分死记’、‘固定工分’的做法：生产队为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订了相同的工分标准，然后按出工日数计工，没有差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损害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出工一窝㖓，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上书第81页）。
周其仁对人民公社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对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的分析上。他认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产权模糊和激励不足是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人民公社时期，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的劳动成果与个人收益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导致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周其仁对人民公社体制在产权和激励机制方面的不足有深入的分析，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残缺导致激励不足。周其仁认为，人民公社体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产权残缺。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下，土地等生产资料名义上归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农民并没有明确的产权，这种模糊的产权安排导致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他指出，产权的核心是“剩余权”（residual claim），即在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剩余收益权。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这种剩余权并不明确，导致农民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缺乏劳动激励。
2.监督和计量的困难。周其仁进一步指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生产面临监督和计量的困难。农业生产具有地域分散、周期长的特点，导致对劳动者的监督成本极高，而劳动成果的计量又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监督者，也难以有效监督每个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3.管理者激励不足。周其仁补充了林毅夫关于人民公社效率低下的分析，指出除了劳动者积极性不足外，集体生产的管理者也缺乏激励。他认为，管理者作为国家的代理人，缺乏剩余权激励，无法有效监督集体生产，导致整个体制运行效率低下。
4.“部分退出权”与制度成本。周其仁还提出了“部分退出权”的概念。他认为，尽管人民公社体制名义上一切归公，但农民实际上拥有“部分退出权”，即他们可以将劳动和管理努力投向集体体制以外的地方。这种“部分退出权”进一步加重了国家控制集体土地制的制度成本，最终迫使国家在体制选择上进行调整。
5.体制的自我调整机能僵化。周其仁指出，人民公社体制不仅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还使得体制运行成本高昂，自我调整机能僵化。这种僵化的体制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活力被窒息。
6.改革的必然性。周其仁认为，人民公社体制的低效和产权残缺是农村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际上是对产权制度的重新安排，明确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他强调，这种改革并非完全由国家政治意志推动，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包括农民的“退出权”和对更高生产率的追求。
除了以上三位专家认为人民公社缺乏激励机制外，还有林毅夫、吴玲、王晓为、梁学庆、陈剑波、杜润生、张乐天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在这里不一一例举。
那人民公社到底有没有激励机制呢？
在头条上看到了一位网友的文章，题目叫做“挣工分”。谈了他小时候参加劳动挣工分的情景。由于农村的分配方式是按工计酬，因此，挣工分就成为社员取得收入的基本途径。
但严格地说，社员通过劳动、从而得到工分，取得参与分配产品权利的行为是不能称为挣工分的，而应该是叫做“争工分”。挣是用力去争取涵义，而争则有在相互竞争中取得的涵义，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劳动状态。
为什么社员要去“争工分”呢？
因为工分是生产队社员参与年终分配的系数。作为参加年终分配的系数，工分的意义在于它体现的是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你得到的工分能分到的粮食或现金是多是少，不在于你的工分绝对数量是多少，而在于你的工分在队里总工分的累计量中占有多少比例。你所占的工分比例越大，那分得的收入就越多，反过来也一样。假如生产队的总工分量是3000工，而你的工分总数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五，那你在生产队用于个人分配价值总量中就能占有5%的比例；而如果你的工分所占的比例提升到8%，同样地你在这个收入分配价值总量中能占有的比例也会提升到8%。
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在具体的劳动场景中，你是要抢着干的，因为某种作业的数量总是有限的，你少做了别人就做多了，因而别人的工分也就会比你多，反过来也一样，你做多了别人就做少了，因而你的工分也就比别人多了，所以你必须要去争着干活，而不是被动地去挣工分。譬如，今天队里送1000公斤的公粮到粮管所，有10个人来做这个活，那你送了100公斤，那你的工分就占有10%，而别的人送了150公斤，那他的工分就会占有15%的比例，另外的一些人所占的比例就会低于10%的平均数。因为具体的农活数量都是有限的，因而社员在参加集体劳动时，都是需要去争着干的，工分制的魔力就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主动地、积极地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潜力，从而能比别人做出更多的农活。
这就是在工分制条件下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动力机制。这就是公有制条件下形成的按劳分配经营机制。
如果你了解了工分分配的基本原理，那你就应该知道，社员参加劳动会是一种什么样状态了。例如，当大家排在田里莳秧时，会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的；在大田里樵稻时同样也会奋勇向前，争取比别人干得更快些、更多些。
在一个实行按劳分配的劳动场合中，劳动者是处于非常积极主动的状态。这是因为在采用工分进行分配的条件下，每个社员都需要取得较多的工分。这是因为工分代表着相应的粮食和现金，多争工分就是多争粮食和现金。
采用工分分配方式的生产队的生产过程中，这种个人收入与集体生产成果直接相联系的分配方式，还决定了社员必须关注生产队的生产管理状态，决定了社员具有关注集体生产管理的责任性。而生产队社员大会、队委会领导下的管理体制，则为体现社员的劳动管理权并对生产队管理状况进行提供了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当生产队一年的生产成果在按照”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模式进行分配时，社员的个人收入不仅决定于个人劳动状态，同时也决定于生产队整体生产效率。因此，当这种工分收入的波动作用于社员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和实际情况，对生产队管理人员提出改善和改进集体生产管理行为的要求。而当生产队管理人员按照社员的提议对生产队生产过程进行管理改进之后，新的生产结果又会通过工分收入的波动再次作用于社员，从而引起新的的调节行为，……，如果不断循环，构成了生产队的作用机制。以劳动收入的波动不断引起生产队的管理状态的变化，从而使生产队的发展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社员的利益要求。这就是生产队的经营机制，即按劳分配经营机制。二十多年的生产队就是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存在和发展的。
一说到公有制，说到集体生产，许多人会觉得这公有制、这集体所有制未能体现人性而失败了。认为公有制需要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状态。而事实上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集体所有制由于建立了劳权制度而体现了劳动者对劳动管理权和劳权分配权的利益要求，反而更能体现人性的要求。按劳分配跟按资分配一样，体现的同样是个人利益，只是按资分配体现的是资产者、是股东的个人利益，体现的是因为资产投入的差别形成的利益差别，而按劳分配所体现的是劳动者、体现的是社员的个人利益，体现的是因为劳动投入的差别形成的利益差别。
我们知道，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从高级社的1956年开始到1983年人民公社结束为止，我国人口从6.28亿增加到10.3亿人，人口增长率达到了64%。同时我国粮食总产也由1956年的19275.6万吨增长到1983年的38727.5万吨，增长率达到101.2%。在1956年我国人均粮食是306公斤，到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了376公斤。在人口净增加4个亿的情况下，我国人均粮食增长了22.56%。我国农业能够在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情况下从养活6亿多人发展到养活10亿多人，在二十多年时间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说明人民公社体制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恰恰是建立在生产队模式具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基础之上的。
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没有激励机制，那我国的粮食总产如何能在集体经济时期增长101%？又如何从之前的养活6亿多人发展到养活10亿多人？农村集体经济时期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将一半的资金积累，而且完成了3610多亿方土的农村基础工程，这些工程如果进行人民币计价，其价值相当于十几万亿、几十万亿的人民币，这更是一笔天量财富。
我国农业从靠天吃饭到农业生产的水利化，从手工除草，以有机肥为主到化学除草、化肥为主；从传统种植和管理到科学种植和科学管理为主；从人翻牛耕到机耕为主，从传统品种到良种普遍推广，一句话，我国农业从传统的、原始农业生产状态发展为电力化的、水利化的、科学化的、运用了科技成果的，并开始了机械化的农业，这是没有激励机制的经济体制所能得到的结果？
我国农业生产力从养活6亿人发展到养活10亿人，是没有激励机制的经济体制所能取得的成就？
我国集体经济为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形成了价值数十万亿人民币的基础工程，这是缺乏激励机制的集体经济所能办到的？
人民公社二十多年发展的基本事实，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许多专家、学者说人民公社缺乏激励机制的看法根本就是脱离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