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有着共同命运的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本不该发生但却让世界为之瞩目的战争——边界之战。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军队全歼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毙伤、俘虏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和达尔维及以下官兵8700余人，并且把印军赶回到两国传统边界线印方一侧，之后，脱离与印军的接触，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前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以大获全胜，结束了这场战争。
这场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其背后折射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因素促成和导致了这场战争，它的阴影至今仍在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今天，当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中来看这场战争，一幅较为清晰的脉络图便会显现出来。主观上毫无疑问是印度尼赫鲁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所为，但客观上我们不难发现除了美、英两个殖民主义者赤裸裸地以大量的武器和作战物质援助印度以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老大”，而且是与中国有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苏联，积极参与其中，且不顾条约地约束，极力支持印度，为印度与中国开战推波助澜，是导致这场战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苏联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让中国始料未及。这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苏联除了要和美国搞和平竞赛讨好美国以外，还由于苏共和中共之间发生了分歧，导致了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致使苏联倒向了支持印度的一边。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以老子党自居，在国与国之间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他不能容忍中国的不顺从，他要给中共以难堪和教训。因此，他便通过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援和贷款，来拉拢和讨好印度，企图通过印度与中国交战，使中国在战场上失利，转而有求于苏联，达到他所说的要重新把中国拉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目的。其次，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不听话”的国家，还可以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赫鲁晓夫可谓颇费了心机。
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寻隙制造事端，无疑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打压和“教训”中共的一个契机。
（一）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和近1800公里长的边界线。印度被英国殖民者统治长达二百年，中国人民也有着百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从共同遭遇都相同这一点来说，中印两国人民痛恨侵略渴望独立和平的感受应该是相同的。再就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很友好的，早在1940年11月2日，作为印度国民大会主席的尼赫鲁，被印度政府逮捕入狱，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闻讯专此致电表示慰问，尼赫鲁对此非常的感激，之后，两党领导人之间也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基于这两点，两国不但应该和睦相处，还应该共同合作，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摆脱了殖民统治以后的印度，为独立自主发展国家，奉行了不结盟的国策，不参加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应该说是选择了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实际的道路，尤其是后来与中国共同倡导和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也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然而，正是在这个光环的掩映下，尼赫鲁这个貌似斯文的梁上君子，他的个人野心也随之逐渐地显现了出来，他正在把这个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印度带入一条死胡同。为了实现“大印度联邦”的梦想，他竟撕下了“中立”、“不结盟”的华丽外衣，干起了“明掠暗窃”的勾当。先后与邻国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大打出手；之后又派军队进驻锡金，把锡金变为了自己的保护国，直至后尼赫鲁时代终将其变为了印度的一个邦。对中国则是采取了偷窃加蚕食的手法。这让人们一下子看穿了他的本质，看穿了他原本所标榜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作秀而已，他的背后隐藏有更大不可告人的目的和企图：他就是要明目张胆地侵吞邻国的领土。
尼赫鲁政府在面对和处理殖民主义者遗留给印度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不仅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遵守自己亲自倡导和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寻求通过谈判方式来和平解决，而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赤裸裸地对邻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它不但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一个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国家，反而却继承了殖民主义者的衣钵，由一个受人欺负的人变成了一个欺负别人的人，其霸道和扩张的本性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这样的一个嬗变令全世界为之愕然。印度的行为，不仅一下子吸引并聚焦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目光，让它们看清了印度政府标榜自己所谓“中立”的真实本质，也使中国更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了印度。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仍然对其持以友好的态度。
印度蜕变的过程，人们不难从尼赫鲁早年写的书中寻找到答案。
早在1934年尼赫鲁就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做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尼赫鲁甚至狂言，印度将来独立后，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阿拉伯海地区一直到东南亚，这个地区将来是要以印度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从尼赫鲁狂妄的言行中，让人们视乎看到了一个亚洲希特勒的影子。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尼赫鲁便开始了他不动声色的对外扩张。这个有着强烈狂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色彩的尼赫鲁，虽然明知将整个中国纳入他的联邦版图那是痴人说梦，但对中国的藏区（含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区）却早已是垂涎三尺，他妄想使这一地区成为他“大印度联邦”的一部分。即使这个大藏区的美梦不能实现，他也要想方设法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使西藏成为由印度掌控的，横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附属国）。在这个图谋仍不能得逞时，他就极力地阻挠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妄图让中国政府接受一个由他培植的名义上仍属中国，而实际上管辖权却是由印度来支配的西藏傀儡政府，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印度在这一地区所拥有的特权。至于边界线的划分，尼赫鲁则完全漠视中印传统边界线的事实，断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来划定两国东段的边界，这就是尼赫鲁的如意算盘。据此，尼赫鲁正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向前推进。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人民解放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人民解放战争已是势如破竹，势不可挡。此时虽然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问题还没有纳入中共领导人的议程，但当年红军长征途径藏区，尊重僧俗和广大藏族群众，赢得了他们拥护和支持的作法，不仅让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有了一个大致明晰的轮廓，也有了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信心。2月，他在和苏联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的谈话中曾谈到过西藏问题，他认为虽然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其原因主要是交通困难，大军行动不便，尤其是一个长期受宗教控制又政教合一的民族地区，因而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应该说基于当时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及藏区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都还比较陌生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分析和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然而，后来的一件事却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这就是发生在拉萨的“驱汉事件”。1949年7月8日，在印度的支持下，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派出了一支全副武装的藏军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团团围住，并限令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开西藏，当时噶厦地方政府的首席噶伦然巴对办事处主任陈锡章说：国民党在哪儿，共产党就打到哪儿，为了阻止解放军进藏，因此噶厦决定，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一律限期离开西藏。一时间，不仅拉萨，而且拉萨以外的西藏各地，立即刮起了一股驱除汉人的风潮。对于在大陆行将寿终正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此时根本无力顾及在藏办事处的机构和人员，在压力和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驻藏机关的官员、家属及其他人员总共二百多人，不得不于11、17、20日，分三批经往印度，再由海路返回到内地。印度当局和西藏地方政府满以为赶走了国民党（汉）人，撤走了国民党驻藏机构，共产党军队就不会进军西藏了。它们把人民解放军肩负着解放全中国的使命矮化为仅仅是为了赶走国民党政权，以为西藏已没有了国民党的机构和人员，照此逻辑推理，视乎解放军也就没有理由非要进军西藏了，至少可迟滞解放军进藏的步伐。它们以为只要能阻止住解放军进藏，接下来，就可顺利且稳步地实施着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
在驱走国民党（汉）人以后，接着，在印度支持下的西藏噶厦地方当局便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并组成了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分别到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游说，寻求他们支持西藏独立。针对印度和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已敏锐地觉察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为避免夜长梦多，尽快填充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机构及人员而出现的政权真空，于是立刻着手考虑如何早日进军西藏的问题了。在经过全面评判分析之后迅速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定，并让西北、西南两个军区立即着手做着进藏的一切准备。至于什么时间进藏，以什么方式进藏等，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另做部署和安排。
1950年年初，毛泽东根据彭德怀的建议，评估和权衡了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进军西藏的利弊等因素，最终决定将进军西藏的重任交给了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点将，让能征善战的爱将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18军部队入藏，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为保证进藏部队人员装备齐全，且编制满员，刘、邓首长还特意让其在二野的六十万部队中挑选出精锐的三个师，组成一个三万人的进藏大军，开赴西藏。然而，张国华没有动心，他舍不下自己的部队，仍决定带领他钟爱的52、53、54三个师，踏上进军西藏的艰辛征程。尽管如此，二野领导仍从各部队抽调了九千名干部战士补充到了第十八军。贺龙还提出进军西藏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挑选最好的人马、物资、武器给十八军。
在战略上，毛泽东采纳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在第18军由川康方向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队配合向西藏进发。3月4日，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同一天，第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随之全军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发。7月初，第14军126团先遣营抵达迪庆，7月末，第1军骑兵支队进抵玉树，8月底，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已到达阿里地区，进军西藏之合围态势已初步形成。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进藏部队，“一边进藏，一边修路”，并规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不扰百姓，一切人员必须尊重藏族群众，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纪律。以此来赢得广大藏族群众和僧侣的支持，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孤立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在各路大军进军西藏之时，中央也明确提醒并告知西藏地方政府，解放军进藏是不可阻挡的，它将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同时中央真诚邀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人来北京进行谈判。
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尚处于观望之中，虽然印度和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一再阻扰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话，但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西藏地方政府还是勉强派出了和谈代表，只不过磨磨蹭蹭，有意拖延，不那么痛快和情愿。就在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取道印度赴京途中，朝鲜内战爆发。这个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毫不相干的突发事件，让尼赫鲁误认为这是上天给了他一个阻饶西藏地方代表团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的天赐良机，他认为中国必然要全力应对朝鲜内战和台湾海峡，暂时会无暇顾及与西藏代表团的谈判，因而，他便要以此来试探和挑战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然后作出相应对策。印度政府随之以种种理由阻扰西藏代表团赴京，印度驻华大使利用代表团在印度之际，竟毫不掩饰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谈判在印度举行。尼赫鲁的险恶用心分明是要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升格为“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印度的行为立刻遭到了中国的断然拒绝。中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谈判的地方不能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能是北京。并限期代表团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同时宣布解放军已经开始进军西藏。
由于印度的怂恿和阻扰，西藏地方谈判代表团迟迟不来北京，对此，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不得干涉，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谈判，以及谈判的结果如何，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边疆是坚定不移的方针。10月11日，毛泽东又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态度》的报告上批语外交部：应告袁大使，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毛泽东态度是非常之明确，原则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当时虽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先暗后明，最后完全公开地支持藏独，干着分裂中国的图谋。对于印度玩弄的两面派手法，中国在综合考虑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当时国力等因素，尤其考虑到西藏交通不便以及民族问题，又考虑到西藏长久以来与英印政府的历史、地理等“特殊关系”，因而对印度还是采取了友善和友好的态度。然而，当解放军进军进藏时，尼赫鲁却表现出了非常的不满，公开表示反对，除极力阻挠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来北京谈判以外，还支持鼓励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抗。为阻止解放军进藏，印度派出了军事顾问和指挥人员，帮助藏军设立电台，搜集情报，调援军火等，并参与实施军事上的组织指挥。当看到解放军第18军主力部队准备进军昌都时，他们紧急调兵遣将，纠集了8个团的藏军，部署在了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封堵和关闭入藏的大门，以达到阻止解放军西进之目的。为了打破这一企图，解放军背水一战，随即进行了昌都战役，最后以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的胜利，解放了昌都。不仅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让西藏地方政府和藏军见识了一下正义威武之师的厉害，不得不重启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也给了印度一个有力的回击。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来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经过一个月七轮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共识，终于实现了1951年5月23日以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签字仪式于当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朱德、李济深、陈云、李维汉四位中央代表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阿沛·阿旺晋美、登增顿珠等五位西藏代表，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自清末以来西藏同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而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根据协议之要求，解放军加快了进藏的步伐，1951年10月26日，第十八军官兵扛着红旗，举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威武雄壮地开进了高原拉萨古城。
1951年年初，中国军队由于在朝鲜投入了较多兵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无暇顾及西南边陲，为稳定西南局势，毛泽东以争取赢得政治外交上的优势和主动，来弥补军事上暂时的劣势和被动，同时也给西藏地方政府传递出中国与印度还是友好的信息，意在打消他们妄图依靠印度来实现独立的梦想。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了印度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与印度各方人士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为缓解印度当时国内的粮荒，中国政府还在自身粮食已经很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政府提供了66万吨的大米。中国政府的姿态，赢得了印度人民普遍对中国人民的好感。然而，令中国政府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尼赫鲁在用中国援助的粮食填饱了肚子的同时，已经把双脚踏进了中国的后院。他竟乘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鲜之际，派兵占领了一直由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两年后藏南的大部分地区近乎被印军占领。之后，印军相继在两国边界的东段占领了中方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中方2千平方公里土地，对西段一直由中国有效管辖下的阿克塞钦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也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个“农夫与蛇”的古老中国典故，竟然在中印两国之间被演绎了一回，而且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占到了“大便宜”以后，尼赫鲁更是胆大妄为，进寸得尺。1954年印度竟然不顾事实，公然修改官方地图，单方面把两国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并依此与中国摊牌，逼迫中国就范。之后，尼赫鲁甚至更骄狂地提出了所谓的“前进政策”，其目标就是要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印军不但把自己的哨所尽可能多的建在了中国控制的地区，而且还有意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起印军的哨所和巡逻队，与中国哨所形成犬牙交错之对峙态势，拖拽遏阻中国军队的行动，在其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后就可一举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开始了在中国边境的不间断的蚕食和挑衅行为，以致发展升级到后来两国在边界的全面战争。对于印度不断侵略扩张行为，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都遭到了印度的回绝。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在大力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给成立不久的中国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印度的所作所为，为被他煽动唆使，总想着独立的西藏当局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增加了与中央对抗的筹码。由于印度的支持，西藏地方当局的上层势力，始终不情愿真正接受十七条协议，他们不仅明里暗里制造各种矛盾，还对进藏部队采取了困饿政策，妄图饿跨饿跑解放军。由于解放军严格执行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进藏政策，在一天仅有四两口粮的情况下坚持了两年，发展到后来一天也只能吃到二两，且主要以青稞、豌豆为主的境地。面对生存困难的考验，广大官兵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站稳了脚跟，仅1952年就开荒一万亩，到了六十年代，部队的副食就能基本上自给，使得那些妄图通过饿困进而赶走解放军的图谋没有得逞，稳定了西藏的局势。
为适应并稳定西藏的形势，1952年2月10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成立西藏军区，并任命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同时撤销了第十八军的番号。3月间，由藏独分裂分子成立的所谓“人民会议”组织，在藏传佛教“传召大法会”期间，借此在拉萨游行示威，高喊“汉人军队滚出去”的口号，一批武装分子甚至占领了市区周围制高点，驻日喀则的藏军第六团也奉调急赴拉萨，大有以武力赶走解放军的态势。由于解放军早有准备，加之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孤身前往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严正交涉，使得藏独分裂分子没敢动手，平息了这次事件。
对于印度的行为，中国政府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还没有发展到与之要公开论战的地步。1954年6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确立了以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实际上也是暗语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的地方，不要插手西藏问题。同时，也在打消达赖喇嘛对印度依靠的心里。
1956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的是应对变化着的形势，同时逐步推进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9月4日，毛泽东根据达赖喇嘛给自己写信，反映民主改革中的有关情况，中央随即发出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强调西藏的民主改革，要采取和平方法进行，要由西藏人民和公众领袖，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决定。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方针。如果到了六年条件不成熟，还可以延长。这就为西藏当局上层那些对民主改革感到不安甚至抵制的人吃了个定心丸。为应对藏独活动，稳定西藏上层人士的情绪，让更多的藏族干部参与各项工作，做好民主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中央决定在西藏的人员、机构、财政大下马，人员要坚决撤回内地，并在1957年3月19日作出了《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随之开始了大范围的裁减工作，总计减员四万五千人，地方工作仅保留了三千七百多人，部队也只保留了一万八千人。
然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却被西藏地方政府所误判，它们认为中央减少了工作人员和部队，这正是图谋武装叛乱的大好时机。在印度的支持下，1958年春，青海、甘肃、四川等藏区相继发生武装叛乱。1959年3月，又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向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全面进攻，解放军反击后，达赖喇嘛等人也逃往了印度。当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刚刚在一个山区避暑胜地住下时，尼赫鲁马上就去拜访他，表示了对他的同情，并向其允诺，印度将不再遵守它不让达赖喇嘛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达赖喇嘛随即在六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当达赖喇嘛抵达新德里后，印度政府不但按照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了他，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一系列的反华宗教活动，而且还与其一起在印度国内掀起了一场声援“西藏独立”的反华浪潮，印度各城市也举行了声援西藏叛乱集团的反华示威游行，在孟买，印度社会党在该市组织了一群人，将毛泽东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向肖像上乱掷鸡蛋和西红柿，中国对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为显示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与此同时，印度便又在中印边界地区开始了有目地的挑衅活动。1959年4月25日，印度派兵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地区，4月28日，又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随之在这些地方相继都建立了哨所。1959年8月25日，印军向中方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人员开枪射击，遭中方还击后2人毙命，于27日印军撤逃，这就是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地区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为了掩人耳目欺骗世界舆论，印度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做法。第二天，印度政府就立即照会中国政府，不但不承认是印军进入到了中国境内，向中方人员开枪的事实，反而指责中国侵略印度。为回应印方的诬蔑，将事实真相告知于天下，中国政府也郑重发表声明，说明了事件的原委。10月20日，印度又在两国边界的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事端。印度政府的这些挑衅行为就是要在世界面前制造中国政府不仅“驱赶”藏人，还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的假象，干扰和混淆舆论视听，达到他通过搞藏独进而侵占中国领土之目的。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中央高层保持了超常克制的态度，中央在杭州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毛泽东还是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认为还是要跟印度搞好关系，因为当时我们的敌人是东面的美国、日本及蒋介石，印度是我们的朋友，但同时又提出了做好边境斗争的策略和准备。周恩来也一再写信给尼赫鲁，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尼赫鲁态度强硬，要中国在承认了非法的边界线以后才愿坐下来谈判，拒绝了中国的好意。尼赫鲁不但排除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对中国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对于中国政府的忍让态度尼赫鲁却认为是软弱可欺，从而更加肆无忌惮，一步步向中国施压。他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硬把一条本来就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政府非法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两国的边界线，挑战中国的底线。
众所周知，1914年，当时的大英帝国就曾逼迫北京袁世凯政府，接受麦克马洪线，袁世凯都没敢接受，那么，现在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国政府就更是不能接受。为达到此目的，尼赫鲁甚至在其国会发表演说时措辞激烈地说：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这无疑是向中国下战书，已经把中国逼到了悬崖边上，没有了退路。针对印度不断升级的军事挑衅，1961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揭露了印度不断侵犯中国领土领空，加强边界军事部署，从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转向以武力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希望印度政府改弦更张，放弃无理要求。尼赫鲁对中国政府的声明置若罔闻，继续在边界制造事端，并使摩擦不断地升级。1962年10月，尼赫鲁悍然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毛泽东说，尼赫鲁已经把刀子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来了，就是要杀我们的头了。要我们死，不行，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死。中国的领土面积，就连小学课本上都写着是960万平方公里，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变成950万、940万，我们绝不做李鸿章。针对尼赫鲁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政府决心予以坚决反击，10月20日，中央军委给中国边防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中印边界战争拉开了序幕。开战后，中国政府庄重声明，中国军队由于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因此将不再受麦克马洪线的约束，由于中国军队奋起直追，给了印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举将其追赶到了两国传统边界线印方一侧，以小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尼赫鲁。
中国被迫接受这场战争，实属无奈和迫不得已。毛泽东曾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边界稳定三十年，二是把尼赫鲁拉到谈判桌上来。显然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的没有达到，直到1981年黄华外长才实现了与印度的双边谈判。然而边界确实是稳定了几十年。
（二）
当中、印关系由于尼赫鲁的扩张政策完全破裂之后，中、苏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且愈演愈烈。在中、苏关系尚且和好之时，中国政府就把印度军队在两国边界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制造边界事端的相关情况通报给了苏联，让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争取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谅解和支持。同时，也善意地提醒苏联在和印度发展关系时应持警惕和慎重的态度。应该说苏联对印度的行为和做法也是了解和清楚的，只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苏联在国际、党际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尤其在中、苏两党的关系出现了分歧，苏联便利用印度来制衡中国，因而使得天平的砝码偏离了中国一侧。
中、苏关系的发展历程，严格来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还仅是党际关系，后来才是国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二次想去苏联，但由于斯大林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拒绝了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完全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为发展和加强与苏联的党际、国际关系，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坐9002次专列，出访苏联。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民党残余势力也还未被彻底消灭，解放军还没有进军进藏，许多大量的事务需要新中国的领导者们来处理，而毛泽东却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到苏联访问，足见他对中苏关系的高度重视。在苏联期间，毛泽东除了与苏联领导人深入交谈、交换意见之外，还废除了苏联以前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条约，把昔日沙俄及二战后期按照雅尔塔协定被苏联侵占的中国主权也收回中国，并与苏联新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可以说此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全面关系。同时，也求得了北部边界的稳定和安宁，便于中国在全力应对美国日本及台湾的军事冒险时没有了后顾之忧。
五十年代的冷战时期，世界上出现了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集团。印度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是游离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一颗棋子，美国和苏联都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中立”的印度在东、西方对峙中的作用，因此，便都在做着如何才能将其拉入自己阵营的盘算。朝鲜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通过与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切身感受并真正领教了一回中国军队的顽强意志和战斗力。由于在战场上没有捞到便宜，它便改变了由直接对抗转为递刀杀人加封锁围堵的策略。美国在看到了印度对于牵制和制衡中国的作用，尤其看到了印度对中国有侵略扩张野心之后，便将拉拢的目标锁定上了尼赫鲁。肯尼迪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促使印度改变放弃中立的立场，从而可将其拉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中。为此，在印度独立后的十年间，美国就给了印度二十一亿美元的援助，尤其自1959年到1962年两年多时间，援助额更是高达四十一亿美元。在与中国开战前的1962年3月间，印度有意在中、印边界一闹，一次就从美国政府以出售剩余农产品支援印度的名义，轻而易举的又得到了二十五亿卢比的贷款。印度的财政部长毫不掩饰地说，由于要对付中国，印度就要有钱花。美国的态度使得尼赫鲁飘飘欲然，忘乎所以，视乎觉得自己已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香饽饽”，更激活和燃起了他要建“大印度联邦”的梦想。
对于美国的作法，苏联很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意图，也不甘示弱，苏联领导人公开强调印度对加强世界和平的重要性，随之便开始了对印度的拉拢和援助。1955年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前往新德里，展开了对印度的访问，希望通过相互了解和援助，能够把印度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桥头堡。尼赫鲁在摸清了赫鲁晓夫的底牌后，便依此为诱饵来吊赫鲁晓夫的胃口，进而使印度能够从苏联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卢布。此时，中、苏关系尚处于友好时期，但苏联在已知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尤其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表现出扩张行为，对中国已有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完全不顾中国人的感受，仍然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的这一举动，也让中国多少感到了有一些不怎么舒服。
美国、苏联为争取和拉拢印度，展开了一场“竞赛”。但美国援助的力度超过苏联。使得印度既得到了美元，又得到了卢布，这让尼赫鲁庆幸不已。由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之争，以致后来逐步延伸和扩大到向两国关系之间蔓延，印、苏两国关系随之密切起来，苏联便也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
中、苏意识形态的公开之争，开始于1956年初。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在事前未告知各共产党国家的情况下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了斯大林和苏共许多“可怕”的事情，一下子在东、西方之间引发了巨大的震动。许多国家共产党都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不利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行为“揭了盖子，捅了漏子”，认为他迎合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和平演变”的战略，达到了美国想要实现的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之目的，是在讨好和帮助美国。对于中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态度和意见，赫鲁晓夫全然不顾，仍然以“老大”自居，采取了挖苦甚至压制的作法，态度之恶劣使得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难以接受，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也便从此开始。
对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中共希望本着团结、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问题，而苏共却相反，不仅拉拢一些国家共产党来围攻中国，还把当时正在苏联“治病”的王明抬了出来，攻击中共。为了迎合赫鲁晓夫，王明公开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共和毛泽东进行了诽谤和攻击，这在各国共产党中造成了一定消极的负面影响。
1957年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周恩来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说：社会主义各国是独立的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但赫鲁晓夫则不以为然，仍然坚持自己的霸道立场。之后，代表团又访问了波兰、匈牙利等国，与这些国家领导人就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团结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谅解和共识。针对苏联以“老大”自居的霸道行为，1月27日，毛泽东在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道出了他对苏联长期以来这种作法的反感和不满。11月，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毛泽东决定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阐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代表团成员有宋庆龄、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郭沫若等。毛泽东与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他在有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出席的代表会议上重点谈了形势和团结问题，他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同时他也强调各党之间是同志和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针对由于赫鲁晓夫不负责任的言行造成个别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共产生的误会，毛泽东直接明确地给他们传递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寻求团结，并不是要与苏联来争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信息，将中共的态度告知天下。
赫鲁晓夫视乎坐在了一列“霸道号”高速运行的列车上，由于惯性使得他无法停下来。当他和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争还在进行之时，不久又向中国提出了更滑稽无理的赤裸裸要求。1958年，赫鲁晓夫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此举，显然触碰到了中国的底线，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对此赫鲁晓夫非常不满，大为恼火，立即对中国进行了责备。这也是以后两党两国关系更进一步恶化的一个重要诱因。
1959年8月25日，由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且长期蚕食中国领土，中、印两国终于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即朗久事件），世界舆论对此一片哗然。美国、英国会说什么，它们会支持谁？中国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然而，唯有苏联的声音让中国和世界感到震惊。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就及时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苏联，苏联方面却做出了令人诧异的反应。9月8日，苏共中央就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国的正义作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印边界是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竟然还不顾基本事实，指责中国在边界冲突中造成了印方人员的伤亡。9月9日，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对中、印两国发生武装冲突表示遗憾，希望双方和平解决。并说苏联领导人深信，中国和印度不会允许哪些不希望国际形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收渔利。对此，中国政府当即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苏联政府，塔斯社的声明违背了中、苏两国一向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沟通协调的惯例，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内部分歧暴露于世，不利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按照中、苏两国是同盟国协约中的条款来讲，苏联应该支持中国，起码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苏联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已经公开站在了支持印度的一边。当年中国驻印度的外交家符浩曾说，苏联的声明发表后，印度的外交官非常得意和高兴，专门拿着这篇声明给他看，言外之意就是苏联也并非和你们是一起的。不仅如此，就在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发生后半个月内，苏联还马上与印度政府签订了十五亿卢布的援助贷款。这一招，更深深地震撼和刺痛了中国。
针对苏联的态度，9月13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批评了苏联在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认为苏联是怂恿和偏袒印度，是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苏、美戴维营会谈）。此时正在访美的赫鲁晓夫，在结束访问回国途经北京之际，参加了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他在同中方举行会谈，给中国领导人通报了相关情况后，在谈到中、印边界武装冲突时，第一次与中国领导毛泽东等人发生了争吵。外交部长陈毅质问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正义究竟是在那一边，你也曾经说我们是兄弟党，兄弟党为何不站在正义一方。”赫鲁晓夫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么一小块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陈毅说：“那块土地于法于理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赫鲁晓夫望着身着元帅服的陈毅说：“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个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这一争吵把仅仅只是有裂痕的两党两国关系，更是变成了一条鸿沟。
1960年4月，中、印两国总理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会谈破裂后，苏联便根据印度的要求开始向其提供大量军火，尤其给印度提供了能够针对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印军在喜马拉雅山使用的能够适应一万六千英尺以上高度飞行的直升机和运输机，就是苏联当年生产的最新式的装备，驾驶员也全由苏联培训，印度还向苏联洽购了当时最新式的米格21战斗机。这种战机苏联曾拒绝给中国提供，但苏联却在1962年中印交战前几个月，连设计图纸一起交给了印度，还向印度保证其在今后生产制造这种机型时将向它提供全套设备。从1959年9月到1961年2月，苏联多次向印度提供的贷款额就达7.86亿美元。苏联的援助，已经把利令智昏的尼赫鲁推到了不决心与中国决一雌雄誓不罢休的危险边缘，实际上等于是苏联已经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作战。
19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会前，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通知，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会上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共进行了围攻，诬蔑中共要发动战争，是“疯子”，自责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共又进一步对中共施压，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完全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在华专家，没有等中方回复，7月25日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苏联的翻脸，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经济的困难，造成了中国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上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毛泽东认为苏联完全反华，赫鲁晓夫已经偏离了马列主义，滑向了修正主义。苏联这种不顾中苏两党关系、两国人民友谊大局，赤裸裸的支持帮助印度与中国对抗，给中国制造麻烦的作法，暴露了它在和其他国家发展党际、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本质。其次，赫鲁晓夫个人的易怒、粗暴甚至往往带有侮辱性举动的品性，也助长了苏联对外政策上的这种“老大”霸道作法。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各国党代表会议前夕，苏共又向各国党代表散发了一封长达六万余字攻击中共的信，会上又对中共进行围攻。由于多数党希望团结，中苏双方各自作了一些让步，会议最终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这个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行动纲领，但是，苏共却不遵守和执行声明条款的内容。
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的贺词并讲话。周恩来特别指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列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分歧和争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应该说中共的态度是善意和诚恳的。
随着中苏争执的升级，苏联便开始在两国边界地区不断地制造事端。就在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两国全面开战前几个月的1962年4月，苏联通过其领事的长期策动，诱骗裹挟，使新疆的塔城、裕民、霍城三县边民六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又制造了伊犁等地暴乱事件，不断地给中国制造麻烦。赫鲁晓夫与尼赫鲁一唱一和，演出的双簧戏，就是要造成中国两面受敌的态势，帮尼赫鲁一把，虽不能达到使尼赫鲁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但起码起到了牵制和削弱中国实力之目的。
1962年，另一个潜在的危机也逼向了中国，这就是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对峙已处于了紧张状态，美国不断派出高空无人侦察机在中国东南沿海侦察，搜集大陆军事情报，台湾的国民党也在叫嚣要反攻大陆。当中、印两国边界冲突升级以后，美、英两国曾致电蒋介石，希望台湾发表声明谴责中共，但台湾从当局到舆论均保持了沉默。印度也趁机拉拢并希望台湾从东南沿海进攻大陆，加之苏联在中、苏边界制造麻烦，造成大陆东、西、北三面受敌，在中国无暇顾及的情况下，妄图一举通过战争把两国的边界定格在麦克马洪线上，蒋介石看穿了尼赫鲁的企图，拒绝了印度的拉拢和利诱，维护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与中国叫板着实让尼赫鲁大捞了一把，尼赫鲁的手里既有美元，又有卢布。有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苏联的支持，使得他一时变得肆无忌惮，忘乎所以，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战胜中国的绝对把握，使得他铁了心决心要与中国开战。尼赫鲁将美国和苏联援助给他的钱用于对中国的战争，这样就可以不动用自己国库里的银子，空手套白狼，就能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收入自己的囊中，这是他日思梦想的如意算盘。可惜尼赫鲁的“聪明”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恰恰事与愿违，他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当与中国军队一交手，就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因此也把尼赫鲁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就在中印两国军队在边界全面开战后的第五天，印度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尼赫鲁亲自接管了国防部。在新德里几乎所有华侨商店都被砸毁，而且华裔印度公民还被视为敌国侨民被抓进了集中营，印度内政部还逮捕了在法律上有合法地位的印度共产党，这不仅引起了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抗议和反对，由此也对赫鲁晓夫的作法提出了质疑和指责。由于赫鲁晓夫一直是支持尼赫鲁侵略扩张政策的，因而让赫鲁晓夫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也丢了面子。同时，这一时期，由于苏联还陷入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之中，迫于无奈，赫鲁晓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一改支持印度的态度转而支持中国进行反击。赫鲁晓夫态度的转变，使得尼赫鲁非常尴尬和难堪。最后，迫使尼赫鲁不得不释放印度共产党中的亲莫斯科派，才使得苏联的态度有所改变。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被迫从古巴撤出导弹后，导弹危机得以解除，苏联又恢复了完全支持印度的态度。
从1960年至1969年，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的各种事件就高达五千多起。1963年，苏联与蒙古签署了《关于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条约，1966年1月，又与其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驻军，对中国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都极为严峻和不利。中国国内也刚经历了一场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尚处在恢复阶段，这些内外因素，造成了尼赫鲁的误判，促成了他与中国开战。但纵观这场战争，不能不说苏联怂恿支持的态度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三）
只要尼赫鲁不放弃侵略野心，中印边界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中印边界之战，尼赫鲁看到了解决边界问题的难度及军事解决的重要性，因而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放弃了“不结盟”的政策，企图通过寻求支援，增强军事力量来解决边界问题，因此他便迅速向西方靠拢，也因此得到了美、英等国的大量援助和贷款。尽管手里有了钱，但尼赫鲁始终没敢轻举妄动。这一时期，苏联也继续担当着印度最大军火商的角色。战后历史学家们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入判断和分析，认为如果当年莫斯科规劝印度，使其放弃“前进政策”，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尤其是放弃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就可以抑制尼赫鲁的冒险心里，恰恰相反，苏联鼓励印度，助长了尼赫鲁的扩张，使得尼赫鲁把印度带上了一条通向灾难的不归之路。
苏联之所以支持印度还与另外一个间接原因有关系，这就是苏联与中国的边界问题。由于印度和苏联都与中国存在着边界划定的问题，共同的利益使得它们在对付中国的态度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苏、中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由于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的中国领土，两国的边界也始终没有完全划（勘）定。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也是遵循着传统的习惯边界线。中印边界之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多次提议印度政府举行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但都遭到印度的拒绝。中国政府认为，所有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才能最后解决。为此，中国政府设想先通过与苏联谈判，进而促成与印度的谈判。中国政府希望不仅愿通过与苏联的谈判，使两国的划界进入到实质性的阶段，也可就此给印度政府一个仿效解决边界问题的先例。在中国政府的提议下，一九六四年苏联和中国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了谈判。然而由于分歧过大，谈判刚一开始就宣告破裂。苏联对边界问题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场，正如苏联人自己事后所说的：他们坚持“边界全线都已由条约议定书和地图作出了清楚、精确的规定”，他们拒绝进行全面谈判，因而使中、苏谈判不得而止。苏联的态度，又一次助长了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的心里。
1963年——1964年间，中、苏论战全面展开。对苏共及苏联的霸道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法，中共连续发表了“九评”，给予了反击。1966年中国又开始了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苏争吵愈演愈烈，两国关系也因此跌至冰点，苏联便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威吓中国。1969年3月，苏联出动坦克、装甲车等，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人多人，中国军队被迫还击，中苏边界武装冲突随之爆发。之后，苏联又在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制造了多起边界武装挑衅事端，虽然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苏联，且面对的是比印军更为强大的敌人，但由于中国军队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仍然赢得了战争胜利。印度虽然公开支持苏联，然而在有被中国军队打痛了的深刻教训之后，使得它始终没有也不敢轻举妄动，挑起新的边界事端。此时苏联印度两国也都已更换了领导人，但中、印边界战争后留下的心结，使苏联和印度这两个国家，视乎一下子又找到了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又走到了一起，要联手来对付中国。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度发生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很显然，这是针对中国和反制中国的军事同盟条约。
在中印边界作战中，由于印军作战失败，使得尼赫鲁无颜面对印度人民，在自责、郁闷和谩骂声中，于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964年5月驾鹤西去，这个昔日的战争狂人，其扩张侵略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有趣的是，5个月之后，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天，赫鲁晓夫也被苏共中央解除了职务。11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社论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根本原因，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是他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随着苏联的解体，昔日的苏联帝国已不复存在，中苏边界也变成了中俄（俄国）、中哈（哈萨克斯坦）、中吉（吉尔吉斯斯坦）、中塔（塔吉克斯坦）的边界。2008年10月，随着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上举行的“中俄界碑揭牌仪式”帷幕的落下，标志着中苏（俄）长达四千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已全部划定，中苏（俄）长达几十年的边界谈判也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印边界虽仍然维持原状，然而印度侵占的中国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藏南地区，却被印度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特区升格为了阿鲁纳恰尔邦，并大量移民，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永久霸占，也给两国的边界谈判增加了困难和难度，虽两国先后进行过15轮的双边谈判，但却没有任何进展。然而有着被中国打痛且无法忘却的深刻教训，使得印度始终没有放弃报复中国的念头，每遇国际大气候有合适的时机它就会出来表演一番，展示一下，有意在边界制造摩擦，加剧局势的紧张，嫁祸于中国。1987年印军在桑多洛河谷有意挑衅，2017年制造洞朗对峙，2020年在加勒万河谷越境寻衅，造成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我边防部队对其挑衅行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除此之外，印度为了达到永久霸占我国领土，造成既成事实，不仅对我藏南地区进行了所谓的开发，还修改了一些地方的名称，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一概不予承认，不得不重新发布藏南地区的相关地理坐标名称等信息。从2019开始，印度又在我藏南地区修建色拉隧道，2024年3月9日，总理莫迪还出席了色拉隧道落成仪式，显示出要永久霸占的态势。印度军方也去该地“视察”，印度国防部称，色拉隧道的开通强化了印军备战的水平，提升了印军的投送能力，印军已在中印边境重新部署了1万名士兵。3月15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说：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方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在我藏南的一切行为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其次，战后的几十年，由于达赖喇嘛仍在国外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美国也在我南海有意制造事端，不仅支持台独，还怂恿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非法侵占开发中国的岛屿和海洋资源。这些情况的出现，让印度视乎又找到了能联手对付中国的伙伴，使得它也时不时出来叫嚣一番，妄图插手我南海争端，故意把水搅浑，给中国制造麻烦。
虽然中、印两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但并没有对两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战后，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交流与合作，到了2011年两国的贸易额就达到了创纪录的739亿美元，2022年更是超过了1360亿美元，近几年更高。
当今的俄、印关系，虽不能与当年苏、印关系相提并论，但仍然是比较微妙，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印度仍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大进口国。由赫鲁晓夫和尼赫鲁这两个人造成的这种三国关系的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延续和维持着，并且一直还影响着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