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主流的意识形态生产往往会谄媚或者过高估量统治者集合的政治整合成就，构建虚幻的假共同体幻象，以便给政治人物或者集团势力的脸上贴金。由此，最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往往被扭曲或者掩盖，后果是：往往是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得不到起码的揭示，甚至，在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无法积累起码的有用知识。
就中国漫长的历史和政治演化经验而言，一个达到门槛水平的政治整合往往是罕见的，门槛有两条标准：一是上层政治整合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趋势不妨碍整体的维系，二是上下层之间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威胁低于“逼迫被统治阶级在哀兵奋起态势下进行政治再整合”的水平。
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共同体在上层和上下层之间的政治整合，均低于门槛水平，王朝崩溃并非是挑战者能力过高所致，而是政治整合低于门槛水平之后，消极被动地等待体系外政治整合的完成过程，因此，在王朝实际被推翻之前的很久很久，王朝得以维系的政治门槛条件其实早就消失了。新王朝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旧王朝政治瓦解和新的政治整合缓慢完成的漫长过程，在这个漫长过程中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杀戮，多数情况下会导致一半以上的人口丧失生存机会，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损失过三分之二的人口。
政治整合在统治阶级内部低于门槛水平，往往表现为统治阶级成员局部利益恶性膨胀以侵蚀整体，在传统时期往往体现为地方势力的“封建化水平”扩张去侵蚀皇权的有效性，各种形式的封建化势力的扩张是一个结构性主题和自我复制现象。在上下层之间的关系上，理论上认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难，但是，如何避免“覆舟之水”的生成和放大条件，则不那么容易，到了王朝中晚期，各种封建化势力的恶性膨胀既是一种上层内部的恶性竞争态势，也是一种无节制侵害底层生存条件的加速主义潮流，这个趋势的扩大，往往会在上层的恶性竞争态势下短期就实现了最大化。
就历史经验而言，政治整合的门槛水平很难达到，反过来，各种政治瓦解趋势只要一经开始就会自动获得无穷放大趋势，而得不到丝毫的遏制，如果硬要找一个历史例外的话，汉武帝时期的“算缗告缗”这样一种“无差别”打击富人的做法，其后果是实现了富人短期内对穷人剥夺能力的最小化，这算是勉强延长了汉朝的寿命——至少短期内是最小化了榨取底层生存条件的上层力量。
很多人都往往鄙视和小看宫廷斗争，其实，以宫廷斗争为典型代表的古代政治现象，才是一般政治整合难题的常见表现形式。宫廷内部各个派系的政治利益竞争，往往只会带来局部的政治整合，而局部政治整合的完成，恰好是要以全部政治整合的瓦解为条件，特别是在皇权交替和继承权发生的关口，各种以继承权为竞争对象的宫廷斗争表现最为集中和鲜明，每一个派系都会使用强化自身合法性同时贬低竞争对手合法性的文斗手段，文斗往往不能够解决问题，那就继之以武斗。宫廷斗争的结局，往往是一个胜出的派系垄断大部分政治利益和权位分配机会，附庸派系跟着喝汤，失败者彻底出局甚而至于丧失生存权。
宫廷斗争往往很难进行协调与和解，关键乃在于“本派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是各竞争派系共同持有的互斥性目标，同时，失败者有丧失生存权的风险，也不容不尽最大努力去争取全胜。宫廷斗争的残酷性、排斥性和垄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统治阶级内部整合难题的一个写照，很多人往往说农民“善分不善合”——这确实是一个内在于劳动者阶层的基于合作的管理成本难题，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整合才是真正罕见的现象。
很多人往往从现象出发，以为传统中国历史时期王朝运道悠长，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理解。这个时间悠长，不宜视为原发性的政治能力，而是因为替代性的力量成长不易。虽然，上层内部的政治整合稀松，但是外部竞争者很难出现，更难在短期内成长起来，这才导致了王朝寿命绵长的假象。
到了近代之后，外部竞争者力量很大，传统政治或者国家共同体内部整合稀松的毛病就暴露无遗了，同时，在国土范围内部完成体系外的第二种政治整合难度依然如故，在内忧外患面前，各种虚假政治共同体的真实状态，才得到相对真实的揭示。
以门槛水平的政治整合为标准，可以看到近代历史政治中间很多虚假事件和描述，例如辛亥革命。这个事件确实很具有划界意义，但是，这不是任何新的政治整合完成，更不是替代了旧的政治整合不足，就其后的历史政治演化状况看，辛亥年事件的真实内涵仅仅如此：这个事件体现了旧政治整合的彻底瓦解，连共同体外观都无法维持了，结果，才导致各省通电独立。但是，这个事件的另外一面是，没有任何新的政治整合出现，甚至连推进新政治整合的主导力量都没有出现，在历史叙事中间被包装为民国革命家的群体或者政党，不过是一个笑话。
春节前在长沙岳麓山参观，看到那么多与辛亥年事件相关的金光闪闪的名字和墓葬，实在是感慨万千，那伙人借此占据一方风水宝地，不要说完成新的政治整合，有无推进政治整合的愿望和起码心理准备，都大有疑问。
孙中山算是那群人中间的一个例外，他革命四十年，屡仆屡起，最后在经验层面认识到，必须唤起民众。孙中山为了完成革命，尝试过一切国内外的力量和形式，在外试图联合帝国主义力量，在内联合过会党、军阀等各种势力。政治整合之难，不仅在于革命力量难于成就，甚至，在革命同道人中间也是人各有志，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共识，孙中山长期为政治共识过低所困扰。他曾听信一个妄人的建议，试图确立向个人效忠的方式，来完成革命党内部门槛水平的政治整合，要求每个党内同志向他发誓效忠且按下红手印，最后证明效果也实在不怎么样。这么多的失败，并不是说孙中山无能，或者他个人品质缺陷，更不是缺乏革命诚意，问题仅仅在于政治整合的难度，远高于他尝试的全部方法。
旧统治阶级失败和旧统治秩序的瓦解，会造成极大的政治不认同力量，但是，要从政治不认同力量中间，遴选人力去建设新的政治整合力量，则远非易事。相应地，因为旧统治阶级政治整合稀松，革命的客观条件往往容易成熟，但是革命的主观条件建设则良非易事，孙中山寻寻觅觅探索一生，最终把目光转向“唤醒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即便是旧统治阶级还没有彻底糜乱，但是，在社会中上层寻觅和重组新政治力量，也往往不能够成功，这是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一生经验所在。
与孙中山的革命动员经历不同，1927年蒋介石拿起屠刀把共产党赶去农村，此后，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整合，不得不就农村环境和社会的中下层着力，但是，要完成新的政治整合依然很难很难。不过，就孙中山和国民党政治整合的失败看，新的政治整合当且仅当着眼于中下层力量的再整合，才有可能。换言之，除了认同于人民之外，不存在另外的新政治整合路径。
在共产党方面，政治整合的难题一样不小，不过，由于后来共产党领导革命获得了胜利，“马屁精写史”往往成了主流，这就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个一般性的政治整合难题——共产党革命作为一个体系外的政治整合事件，其所穿越的险滩暗礁往往被遮蔽了。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多少人信仰并传播了这个真理，然后革命事业就步步高升了，这个说法的背后，是完全彻底地取消了革命需要完成的体系外政治整合难度与相关问题意识。
作为革命年代的第一理论权威，毛泽东很鲜明地指出过：左派历来是少数，甚至他在1938年还说过共产党内部连100-200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后来在文革时期的群众性批判浪潮中间有过“民主革命同路人”的分类，还有过“红旗党”（只插红旗不办事）的说法，这样的说法较为准确地契合了旧政治共同体瓦解时期的大多数人一般认知状况——因为有了极高水平的政治不认同，各路批判家都纷纷出动了，但是，如何完成新的政治整合与认同建设，那才是真正的左派或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但是，自觉地把自己与新政治整合要求一致起来的人，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就是了。
也就是说，在旧政治共同体瓦解时期，有批判意识的人不会太少，但是，愿意并且能够从事新政治整合业务的永远不会太多，要不然，除旧布新的鼎革事业，会在短期内完成，永远不会出现历史上那种改朝换代战争损失多半人口且延续很长时间的痼疾。在共产党革命年代，革命队伍领导层中间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实际损害，乃是新政治整合难度的代表性表现。
就中国历史而言，秦始皇建立那个皇权外观的集权制政治体系之后，内部外战争的形态就跟着发生了质变。外部战争体现为以长城防线为代表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攻防战，对内的阶级战争则以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的全国全面战争为主要形态，这两种战争形态演化的背后，是汉民族（或者农业民族）在中华地域上完成的“统治阶级合作化水平”所决定的。换言之，是统治阶级合作化水平，决定了他们维护自身统治的最大能力——能够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内搜集人力物力资源避免统治地位被颠覆，这个状况，反过来也决定了各种挑战者需要完成什么层次和地域范围的体系外政治整合，才能够最后颠覆既存的统治地位。
既存统治阶级的内部政治整合很是稀松，但是，一个新的挑战者要完成同等水平的政治整合也远非易事，每一次改朝换代战争之所以人口损失巨大并持续漫长时间，军事上的胜负仅仅是表象，内在逻辑是新的政治整合完成度要超过旧的，这个新政治目标达成所需要时间，才是改朝换代战争延续多久的关键。
应该说，从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开始，历朝历代的造反者在完成政治整合的路上，都耗费了过多的时间，结果也给旧统治阶级以过多的喘息之机和反抗机会，最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过大的牺牲和负担。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在统治阶级得到境外力量大力支持的不利处境中间，快速地迈过了政治整合的门槛，以最小历史损失为代价获得了胜利和重建机会。恰好，在共产党胜利之后的“马屁精写史”浪潮中间，有关完成政治整合的经验和知识——路线斗争与路线自觉问题，遭遇到最大限度的冷遇，这个冷遇的发生，在最初阶段是由“不能”和“不为”共同造成的，在后来则完全是“不为”和刻意扭曲的结果。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从淡化和虚无革命年代的政治建设路径与成就开始的。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