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尽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于昏庸无能的蒋介石政府默许下由苏联策动独立——但实际上，苏联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动蒙古独立出中国版图，其蒙古境内的“民意基础”，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关东军的蒙独战略。
而不论是面对日本还是苏联，作为当时国际上名义认可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无力捍卫民族大义、拱手放弃领土主权的懦弱卑微均一览无余，永远不可洗白翻案。
1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和沙俄为了侵占中国，都想要占领作为战略要冲的蒙古地带。
身为“缓冲区狂魔”，俄国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带当作缓冲地带，日本则想把今内蒙古一带纳入伪满洲国范围，两股势力在此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的“满蒙计划”本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关东军设计的伪满洲国版图一开始便把热河包括在内。
1932年3月，溥仪公开宣称热河是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日本也露骨地承认热河属于所谓“满洲国”。
黄炎培曾这样形容热河的战略地位：
热河是高地，东边高过辽吉黑三省，南边高过河北省，我国保住热河，不惟华北一带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热河向东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势，虽欲收复东三省，也是不难。如果被日本占据了，不但东三省无收复的可能，而且势必从此不得安枕。
1933年1月1日晚，日军谎称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国军队提出抗议，但遭拒绝，随后日军又向日本宪兵和哨兵投掷炸弹，反污中国军队挑衅，制造了“山海关事件”。
2月21日凌晨，日军开始向热河东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日第8、第6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分三路向热河进犯。
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整个热河省。
为以最小代价控制热河，日本关东军老调重弹，再启“代理人方案”，妄图在内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亲日政权。
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
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孙——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为了策动内蒙古独立的急先锋。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征服东北曾网罗了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层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羿为主，而在伪满洲国日趋稳定后，关东军又把注意力转向内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层人物。
锡林郭勒随即走进了日本人的视线，此乃关东军西进的要冲，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结起来。
1930年冬，日本驻张家口特务盛岛角芳窜到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紧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补英达赖因事到北平，盛岛角芳尾随德王来到北平，还在扶桑馆宴请德王一行。
席间，盛岛称赞成吉思汗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希望德王应该像他的先辈那样“征服蒙古”，并暗示德王“关东军可以帮助他成就大业”。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正式提出：
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斥苏、中两国势力的自治政权。
日本特务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国愿意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疆土，联合西部各盟旗，加人满洲国，或组织自治政府，与满洲国携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节，盛岛角芳来到百灵庙窜晤德王：
关东军准备无偿，送给你2000支步枪，现已运到林西，请你派人运回来。
一个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飞机，不断转动的螺旋桨，将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几级大风——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抵达苏尼特右旗，进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关东军的引诱下，冒着严寒前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参观，面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进行了所谓“日蒙合作”的谈判。
关东军表示愿意帮助他首先在内蒙古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日本人还向德王许诺，将送钱、送枪给他，帮他扩编部队。
在日本人的怂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这一年是成吉思汗诞辰731年，典礼大会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确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被推为所谓“蒙古军总司令”。
在典礼上，德王发表就职誓言：
我誓愿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恢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造寿特地从长春赶来参加典礼，代表关东军致辞：
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随后德王开始扩充军队，成立了两个军，辖八个师，一万多人，他本人当了第1军军长，李守信任第二军军长。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吴鹤龄再次前往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满洲国”国务大臣张景惠、外交大臣张燕卿，同伪满洲国签订了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的“满蒙协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伪政权，实际上在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作为日后进攻苏联（即“北进战略”）的基地。
同时，内蒙古地带的所谓“独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带蒙古族人的，这为战后的所谓“公投”埋下了隐患。
为防止日本以内蒙古作为向北进犯的跳板，苏联亟需在内蒙古与苏联之间建立一条深层次的缓冲地带。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后一个月，苏联就同外蒙古签订了《苏蒙互助协定书》，规定：
一旦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受到第三国侵犯的威胁时，缔约国双方必须立即计议当前形势，采取一切足以保护安全的办法，并相互给予一切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毫无疑问，这个第三国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区对苏联的依附进一步加深。
1937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蒙古工作的经过和将来关东军的方针》，对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说得很清楚：
关东军进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西部内蒙古民族，依靠日满方面，并阻止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属于苏联势力圈的外蒙古联系起来，以确保满洲国的治安，同时羁縻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对苏作战的准备。
可以看到，至此时，日本人已然不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府军队放在眼里，而是忌惮事实上早已身背民族大义、救亡图存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对收复蒙古等陷落领土的决心。
自九一八以来，面对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相继沦陷、被日本人建立起伪政权的现实，蒋介石政府根本无心对抗，而是一门心思进行“剿共”，完全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领土主权的完整。
2
1945年3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魏道明，向他透露：
在会议上，斯大林对远东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要在大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一个不冻港。
十天后，罗斯福离世，杜鲁门上台。
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宋子文，向他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杜鲁门显然知道这个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面对一个在对日作战战场上溃败不堪（意大利已投降、苏军已逼近柏林、共产党军队已收复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蒋介石竟然还能丢掉河南湖南广西福建的省会和两百多座县城）的中国政府，杜鲁门傲慢地对宋子文说：
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
翻译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苏联红军，你们国民党击退不了残存固守的日本关东军。
宋子文听后当然是非常震惊，当场作出了强烈反应。
然而杜鲁门不露声色，如今的中国显然已经不用在乎蒋介石政权的权威。
6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
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
蒋介石还向彼得罗夫保证：
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几天后，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涉及大连、旅顺、满洲铁路、外蒙古、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等。
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
中国只有同意解决上述问题，苏联才会同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6月17日，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到重庆，气愤诉状：
杜鲁门只向我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除此以外什么也没说。
听了宋子文的话，蒋介石亦是无奈，不能指望美国人，他只能寄希望于苏联。
6月30日下午，宋子文携带蒋介石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抵莫斯科。
当天晚上，宋子文与苏联高层举行初步会谈，整个谈话只用了十五分钟时间，据服务人员的调侃：
连面包都还没烤热，我们接待宋的会议就结束了。
宋子文当时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表示：
孙中山先生留下遗嘱，中国革命欲要成功，必须联合苏联共同奋斗。因此，我希望会谈能为中苏之间建立友好、紧密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
7月2日晚，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威严肃穆，双方代表陆续进场，然而大家就座后，斯大林却站了起来，把厚厚一叠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
你知道这个吗？如果你看过，就请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要在美国罗斯福签字的文件基础上进行。
宋子文低头扫了一下文件，原来是《雅尔塔协定》。上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签字清晰可见。
宋子文禀照蒋介石的旨意，首先回避外蒙古问题：
6月12日，蒋总统已经同彼得罗夫大使谈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斯大林一听宋子文的话就火了，立即反驳，且语气坚定：
苏联政府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否则，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远东的利益就会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
日本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即使日本现在战败了，又有谁能保证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经过10年、15年东山再起？
中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显然关系到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
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确，如果蒋介石政权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会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
面对斯大林的威严，宋子文几乎无法给出有效的回击。
随后关于旅顺口问题，斯大林作了让步：
为了满足蒋委员长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打算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
7月3日，宋子文将第二次会谈情况电告了蒋介石，在电报中提出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三条方案：
第一，同苏联签订条约，在结盟期间，允许其在外蒙古驻军；第二，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并允许苏联驻军；第三，外蒙古军事、内政和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地的性质不同。
会议室里，天花板上吊着几台电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蒋介石召集军政要员在这里开会，讨论宋子文的电报。
蒋介石心里明白，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这似乎不可能有妥协况且——同时，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蒋介石深深恐惧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因而不敢对斯大林有半点忤逆。
7月7日晚，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会谈，斯大林一开口就直人主题：
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
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保存”的字句，对维持现状作了解释：
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
可是，斯大林管不了这么多，大声嚷道：
我们绝不能同意。苏联政府出兵参战，自然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但我们决不能白干，是要报酬的！
对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没有答应。
斯大林继续逼迫：
你不能做主，那你来干什么？
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
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断：
什么叫高度自治？
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释说：
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
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
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二、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三、中苏和平友好协定；四、外蒙古独立的声明。
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语气也很强硬，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
你最好把它们收下。
第二天，蒋经国以其父的“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找斯大林讲理。
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长期在苏联留学，熟悉苏联的情况。
一阵寒暄之后，蒋经国向斯大林叙道：
您应当理解，中国七年抗战，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尚未收回，大片国土还在侵略者手里，如果再将这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违背了抗战之本意吗？
可斯大林根本不吃这一套，脸上露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假如一支军队从外蒙古进攻苏联，拦腰切断西伯利亚铁路，那么，苏联就完了。
与此同时，彼得罗夫也表态：
外蒙古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声明，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
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宋子文焦急万分，如果丢掉蒙古，他就是蒋介石投降政策的替罪羊。
情急之中，宋子文搬出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请他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
尽管美国提出要在中苏达成协议前发表意见，但实际上，华盛顿同时又宣称：
美国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
宋子文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
7月9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加之美国不愿干涉，蒋介石选择妥协。
会谈中，宋子文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
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大连港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二十年，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能够完整中东南路干线由中苏共管，利润均分。铁路所有权归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二十年。
第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以至我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电报还强调：
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关于旅顺港问题，斯大林还是不容争辩的口气：
港内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苏联。并且，中长铁路现在还不能归中国所有，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出钱修建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铁路仍在日本人手里。
宋子文依旧不敢多语……
见宋子文如此软弱，斯大林立刻乘势威逼：
蒋的电报说得不好听，好像这条铁路是中国人恩赐给我们的！
7月17日，宋子文从莫斯科败兴而归，抵达重庆；同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达波茨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3
蒋介石虽然同意外蒙古独立，但仍然心不甘情不愿。
从他派遣宋子文出国与苏联交锋即可看出，其本人是拒绝做历史罪人的，但是由于固有的阶级反动性和局限性，不论是战后丢掉蒙古还是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同流合污向共产党解放区开战，其汉奸姿态都是是难以避免的。
宋子文失败的外交之后，蒋介石曾指望杜鲁门出面劝说斯大林。
1945年7月20日，蒋介石致电在波茨坦的杜鲁门：
总统先生，您应该体会到我们已经最大限度地履行了《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向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种限度，我们做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
蒋介石迫切的希望杜鲁门向斯大林说明中国的“合理立场”，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可能做到的条件”。
但事态的发展表明，华盛顿的态度注定与蒋府背道而驰，美国人需要苏联对日作战，同时用默许苏联在中国北方攻城略地，换取苏联不干涉美国方面对中国长城以南范围的渗透。
当时，最感到心烦的要算负责外交的宋子文，他担心如果自己在条约上签字，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划出去，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李鸿章将就此诞生，他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为蒋介石背锅的命运。
从莫斯科回到重庆后，宋子文忐忑不安，曾找到蒋介石商讨，但蒋介石却告诉一个他不愿听到的消息：7月23日，杜鲁门总统来电，要蒋执行《雅尔塔协定》。如果蒋和斯大林在协定的解释上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继续谈判，以便达成谅解。
对此，早已对外交事务身心俱疲的宋子文，提出了抗拒的意愿……
蒋介石自然明白他这位大舅子的心思，便安慰道他可以让王世杰“代签字”，但莫斯科宋子文还是要再去一趟的。
8月5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从波茨坦回到莫斯科。当天，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熊式辉等十四人从重庆启程赴莫斯科，开始中苏二次谈判，彼得罗夫与中国代表团同行。
也就在同一天，贝尔纳斯奉杜鲁门之命电告哈里曼，要他转告斯大林：
美国希望中苏之间不得达成进一步使中国让步的协议，因为这将对美国不利。
实际上，对于斯大林觊觎蒙古，杜鲁门反应并不强烈；但是斯大林把大连划为苏联军事区而没有征得美国同意，杜鲁门还是耿耿于怀。
贝尔纳斯特地在电报中嘱咐哈里曼：
应该记住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关于租借大连的建议，而应坚持大连港国际化，成为自由港。因为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护门户开放，所以，美国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
然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说得很清楚，除非中俄达成协议，否则苏联红军将不会对日作战。
为此，杜鲁门也只得尽量敦促蒋介石恢复与莫斯科的谈判，这等于是在逼迫蒋介石政权快速向苏联低头，以便快速达成美苏双方以长城为界瓜分中国的目的。
8月6日下午，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王世杰从宋子文手里接过了烫山芋，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鉴于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这回，实现了最重要目标的斯大林在大连问题上也作了一些让步，认为大连应由中苏双方共管，而不是作为苏联军事区。
但是此外，斯大林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苏军占领区内，原日本经营的工厂应作为苏军的战利品，归苏联所有。
宋子文当然不敢同意，谈判又陷入僵持状态。
8月9日，宋子文在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致电蒋介石，蒋介石同样如坐针毡……
就在这个当口，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而苏联也已经出兵东北，眼看日本投降在即——在此情况下，王世杰迫不及待地想同苏联达成一项协定，以便限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同时也有助于保证苏联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其军队撤出东北并将东北地区交给国民党。
这是蒋介石嘱咐又嘱咐的头等大事，什么领土主权都可以抛弃，只要能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
王世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没有这一项协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与苏军进入满洲相连的问题，苏联甚至会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政权。
会谈中，斯大林就外蒙古问题不断地呵斥宋子文：
关于蒙古问题就不必再讲了，因为对中国来说，外蒙古早就丢掉了。
宋子文一度不服气：
外蒙古差不多占中国整个领土的七分之一！
而斯大林不以为然：
外蒙古不过是一块沙漠！中国南方任何一小块土地的价值都是它的二十倍。
言下之意，斯大林暗指“美国人在中国比我占有的东西，多的多！”
无需多言，如是表态已然勾勒出了蒋介石作为名义上的中国元首，在国际外交中多么的不受待见、不被重视、不配尊重。
在蒋介石治下，日本、苏联、美国，都是可以肆意瓜分中国领土，而对于日苏美这三方，蒋介石十几年来全无敌意——只要谁能帮他“剿共”，他就可以和任何一个侵略中华民族的外族做朋友。
在莫斯科，斯大林不允许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同时，又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宋子文担心如果不明确划定外蒙古界线，那么阿尔泰地区可能会被苏联当作外蒙古的一部分。
1911年之前阿尔泰地区属于外蒙古，后来划归新疆，当时的苏联地图上也一直都这么标着——但是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则把阿尔泰地区约二十一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人外蒙古。
对重庆政府来说，承认外蒙古独立，也就意味着要割出阿尔泰西部地区。而斯大林又拒绝提供苏联地图，这就加深了蒋介石政府的疑虑。
所以，宋子文在会谈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划定外蒙古边界。斯大林则担心蒋介石以划定外蒙古边界为借口，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所以，斯大林对宋子文说：
如果中国政府寻找借口，就应该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讲清楚，何必吞吞吐吐？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堪界的要求，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古。
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
对于外蒙古问题，须先划定边界。旅顺港海军基地中苏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及中国人担任大连港务局长的问题，也必须取得明确的协议。否则应停止谈判！
蒋介石的电报在代表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宋子文，王世杰都觉得蒋介石的想法不切实际，不过是在拖延罢了。
然而，留给蒋介石的拖延战术的时间已没有了，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东北，日本也已接近投降，苏联既已出兵，还用得着拿外蒙古做交易吗？
倒是蒋经国了解他老子：
话是这么说，如果不谈下去，不签订一项条约，谁能保证斯大林按时撤军？他对东欧国家就提出过很多苛刻的要求，他会轻易地放过东北？
当晚，王世杰在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致电蒋介石，提出自己的看法：
外蒙古问题，职等反复谈判，迄无结果，不胜惶恐。但默察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恳。就我方利害而言，则此次缔约，可以申明中苏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患甚大。因此，我们诚恳地请您授权我们在外蒙古问题和其他一些悬案上采取应急措施。
接到王世杰的电报后，蒋介石心灰意冷，他明白外蒙古是彻底保不住了，但是自己十四年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假抗日、真反共”政策已经埋下了大雷。
8月14日，中苏举行第十次会谈，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谈。
宋子文正式告诉斯大林：
蒋委员长同意外蒙古在现有的边界内独立。
斯大林感到宽慰，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他也很痛快地在中长路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理事会按双方对等原则组成，两名理事长均由中国人担任，但铁路局长由苏联人担任。
由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障碍被扫除。
这份条约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以及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根据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共同宣言、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四国宣言(中、苏、美、英《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以及联合国国际宪章规定的原则，决定签订本条约。
条约正文部分有八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
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的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缔约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事时，缔约国他方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作战的缔约国一切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缔约国一方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缔约国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干涉对方内政，在此原则下密切友好合作；
为加速两国的复兴，缔约国彼此间在战后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双方规定，条约一旦批准后，立即生效，条约有效期为30年。如果条约到期时，任何一方必须提前告诉对方不想延长，条约才算无效。
在签署条约的当天，苏方提出：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须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这项愿望，中国政府应当承认外蒙古独立，以现在的边界为独立后的外蒙古边界。
当天，双方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及其《议定书》、《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及其《协定附件》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有效期均为三十年。
1945年10月初，一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向重庆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飞机，轿车靠近飞机后停下，国民政府内政部副部长雷法章走出轿车，快步登上飞机——应斯大林的再三敦促，为履行中苏条约的承诺，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观察所谓“全民公决”。
1945年10月10日，外蒙古开始全民投票。
根据乔巴山的指令，每一位选民必须在投票的前一天到投票点向主持投票的工作人员陈述自己是赞成还是反对外蒙古独立。
然而苏联通过舆论宣传、施加压力，对投票进行了干预。
公民的投票不是秘密进行的，也不是无记名投票。每一张选票上，选民必须在“赞成”或“反对”一栏下写明自己的姓名，如果是文盲，就在选票上按手印。
雷法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这种公然作假的选举感到极为不满：
全民公决，不应该用口头的赞成或反对之方式，更不应该让表决者签上姓名，这是一种变相的独裁和恐吓！
但是，雷法章的抗议是没有用的，乔巴山对此不予理会。
10月20日，投票结束。在此期间，外蒙古举行了1.3万次集会，成千上万的牧民、工人参加了集会。另外，妇女还单独举行了3170多次集会，有17.6万妇女参加。
此次全民公决，共收回选票48万多张，有1万余人未能参加投票投票记录显示：参加投票者百分之百赞成外蒙古独立，无一人反对。
据此，1946年1月5日，蒋介石政府发布公告承认外蒙古独立。公告曰：
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根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特此公告。
从此，这块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正式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
实际上，8月14日日本已经宣布接受投降条件，中国人民尽管收复了东北，可是，就在抗战胜利之日中国又失去了比东北大得多的一片国土。
作为战胜国、且号称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它失去的领土较之战败的德国和日本还要多，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更是蒋介石反动军事独裁政权的耻辱！
几个月之内，国内上百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事件不断发生。报刊登载大量文章，谴责蒋介石政府屈从大国压力，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
美国学者埃米利·扬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描述：
举国上下，乱成一团。雅尔塔协定的披露，唤醒了中国民众的高度爱国热情，也激起了人们对秘密外交的强烈愤慨。尽管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员极力辩解，人们还是认为，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代价，确实太高了。
1946年2月7日，外蒙古政府副主席苏伦扎巴率代表团抵达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建交”事宜。
2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以换文的形式同外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商谈互派使节及堪定中蒙边界问题。
苏伦扎巴骄傲又不屑地称：
蒋介石委员长是继斯大林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同外蒙古建交的国家元首。
六年后的1952年，已溃逃至台湾岛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上谈及承认外蒙独立时，依旧大言不惭：
一、各民族是平等和独立的，外蒙想独立，为何不成人之美？二、外蒙自民国十年一直在苏联控制中，我们不想放弃有什么办法？三、外蒙是不毛之地，就算夺回来也满嘴是血，还是个累赘……
跋
解放战争为什么伟大？因为它创造了新中国；新中国为什么伟大？因为它彻底地与之前一百多年的反动投降历史完成了切割。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第一个永垂不朽，就点明了解放战争在人民革命史中的极其崇高、极其重要的地位。
国共两党之间的为全世界资本财阀所注目、为全世界工农阶级所期愿的那场中国境内的人民战争，其熊熊烈火直接催生了伟大的共和国。
为解放战争坚定地束旗，就是为共和国政权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筑基。
这是晚近四十余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喜好纪念抗日战争、而无视、忽视解放战争的舆论氛围，需要去反思和扭转的。
更不要说还出现了管虎之流妄图重新解构抗日史观、为国军抗日不力洗白的文艺乱象……
纪念碑碑文，毛主席提笔开篇第一句即重墨高颂解放战争，这绝不是无理由的。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双半性质吗？并没有。
中国与朝鲜/德国这两个被瓜分的国家几无区别，同样被美苏两个大国在雅尔塔肆意切割：长城以北（包括蒙古、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归斯大林，长城以南（包括海运主权）归罗斯福（杜鲁门）。
明明是战胜国却默许这一切的是谁？蒋介石！在这之前拿着史迪威的美援却不抗日的是谁？蒋介石！胜利之后竟然力保岗村宁次与根本博等屠夫不死、转而邀请助其反共的是谁？蒋介石！
某种程度上，为换取美苏支持其在中国“领袖地位”并帮助“剿共”，进而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裁决部分照单全收、分别于1945年8月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46年11月同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蒋介石，连慈禧、李鸿章都不如。
是谁一声长啸、大手一挥，真正让中国人民铁骨铮铮地站起来？
是毛泽东主席，以及他麾下铁流滚滚的人民子弟兵。
“大纵深、大包围”的三大战役纵贯南北，粉碎了蒋氏与美帝《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出卖的全部污利；1950年亲自访苏重新谈判，粉碎了蒋氏与苏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卖的全部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摆脱雅尔塔体系束缚的国家——欧洲等到这一天，或许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略黑色幽默），远东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则至今仍然生活在雅尔塔体系铸造的格局中。
解放战争，无论是在人民革命的意义上（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民族革命的意义上（中华民族推翻美帝国主义之假手——蒋家王朝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都带有颠覆、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
正如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报告中所言：
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
铭记蒙古丢失的历史痛楚，珍念解放战争的伟大功绩，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立国的阶级本色，这是我们分析回溯蒋介石反动政权执政统治二十年的最重要史观坐标。
